□黄洁
人物简介
赵苏苏：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会员，知名翻译家，早年在新华社工作。著有长篇小说《走过》《最后的玩家》，中篇小说《鬼斧》，撰有工具书《英汉百科专名词典》，翻译并出版过三十多部译作，其中包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白牙》《莫格街凶杀案》《巴拉圭消息》《奇迹之年》《新生》《一个人的和平》《风雨红颜》《马耳他之鹰》等外国文学名著。
我想写一部带有史诗味道的小说
苏周刊：今年，您的长篇小说《走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一部讲述您母亲蒯应春和她家族亲人故事的长篇小说，您是怎么想到写这部小说的？
赵苏苏：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是哲学的终极命题之一。母亲很平凡，但她的身世却颇为传奇。她年轻时活跃而激进，在南京上学期间参加一二九运动，然后逃婚到北方抗日前线，在血与火的晋察冀度过了抗战岁月；到了晚年，她却变得内敛而淡定，与世无争，棱角全无，与年轻时判若两人。在她身上，战争年代走过来的理想主义者的原则性与传统旧家族的中庸保守，都可以找到痕迹。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性格常使我困惑：是什么使母亲的性格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呢？这成为我写作这部小说的主要动力。
苏周刊：那答案找到了吗？
赵苏苏：我只能说，我把母亲和她亲人的故事如实呈现给读者，智者见智吧。
苏周刊：您创作这部小说，其实最终想表达些什么？
赵苏苏：蒯氏在吴江黎里是个望族，兴旺了一两百年，出了不少人物。这个家族盛极而衰的过程，被当地的地方史学家称为“黎里的《红楼梦》”。2011年母亲去世，蒯氏家族的故事也逐渐浮出水面，我就有了一种寻根的冲动。2012年我与妻子去了一趟黎里，了解到更多的事情。家族的命运其实也是民族的命运，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我想通过蒯氏一个家庭两代人的故事，以及作为后人的“我”对前辈的观察与思考，从一个侧面展现中华民族近代史发展的脉络与走向。我希望写出一部带有史诗味道的小说。
苏周刊：这部小说其实就是一部纪实小说，其中的史实成分远远多于虚构，里面提到好多黎里的景物，比如“文革”中被毁的城隍庙，还有著名的李永兴酱鸭等，感觉您对黎里很熟悉，像在那生活了好久，这些感受来自于哪里？
赵苏苏：资料来源主要是母亲的档案材料和她生前的只言片语、舅舅许崇德提供的一些线索、亲戚们及蒯氏族人写的回忆文章、黎里地方史专家李海珉先生提供的宝贵资料，还有清代的《黎里志》和《山西女兵连》等文献。这部小说虽然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但所谓“细节出魔鬼”，写小说不在细节上下功夫，就缺乏真实性了。
母亲对家乡的记忆深刻而美好
苏周刊：您母亲参加革命后有没有回过家乡？
赵苏苏：母亲是1936年在南京女中上高三时离开家乡黎里的，当时19岁，之后再没回去过。这一是因为战争年代没机会回，二是新中国成立后我的外婆迁到浙江金华去了，母亲的兄弟姐妹也搬离了黎里。不过她对家乡的记忆是深刻而美好的，小桥流水，鱼米之乡，物丰人美，这都是她常说的。她说，家乡出门就是河，出行就是船。我想，思乡之情应该是有的。2003年我陪外宾从周庄去杭州，汽车开到黎里时停了一会儿。当时车停在离高速公路不远的地方，并未进古镇，所以未见到小桥流水，我以为这就是黎里的中心了，回来对母亲说你家乡的小桥流水没了，就剩公路了。母亲非常失望。母亲也没提过回老家的要求，毕竟亲人都不在那里了，回去有些突兀。晚年时，她倒说想去太行山看看，因为那是与她青春记忆更密切相关的地方。但太行山最终也没去，那时她患严重的骨质疏松，难以长途跋涉。2012年是我第一次正式来黎里。
苏周刊：您看到的黎里与您母亲口中的黎里一样吗？
赵苏苏：母亲去世不久，我想看看她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的样子。应该说黎里比我想象中的更美，民风淳朴，人文气息也更浓厚。我第一次来黎里，就感到非常亲切。母亲曾经说起过门口的夏家桥，当我看到夏家桥时，就想起年轻的母亲在桥上走过的样子，不禁热泪盈眶。今年5月我又去了一趟，受到李海珉先生和蒯氏族人的热情接待，了解到更多黎里的故事。
苏周刊：老家还有没有其他的亲戚？
赵苏苏：直系的没有了。近百年的动荡，蒯氏家族已天各一方。还有一位族亲蒯庆生先生，八十多岁了，也是在外边工作退休回去的，这些年致力于家族的研究。其祖父蒯贞干，南社社员。他家原住在古镇的老蒯家弄，现也搬到古镇外的小区住了。
母亲是封建旧家族走出的新女性，
晚年就是一个平凡安详的老奶奶
苏周刊：蒯家是黎里的望族。
赵苏苏：是的，黎里八大姓中排第四。从乾隆朝起兴盛了一两百年，很多子弟都经历过太平天国之乱，参加过左宗棠平定西北回乱、收复祖国领土的战争。蒯家的姻亲张曜是随左宗棠西征的主要将领，黎里的不少蒯氏子弟在其麾下效力，立功授官。蒯氏最早安居在浒泾路东侧，那条蒯家弄，习惯上称为“老蒯街弄”。后又派生出了新蒯家弄和南蒯家弄。
苏周刊：您母亲的家族属于哪一支？
赵苏苏：慎余堂，在黎里镇西，是蒯氏家族中最新的一个堂号，她的曾祖父蒯儒香在绍兴做幕僚，光绪年间回来，在镇西的南栅购地筑屋，那地方后来叫南栅蒯家弄。我外公的父亲中举后暴病去世，外公本人是清末最后一代的秀才，教私塾，民国后改作小学教师，他是慎余堂的长房长孙，由于一些家庭的原因和为了上班方便，后来搬出去住了。
苏周刊：您母亲出生在一个封建没落旧家族，但她又是一位新女性，投身革命。我看到一些资料，说您的外公也是位了不起的乡绅。您母亲独立、自由的新观念，是否与家教有关？
赵苏苏：我的外公谈不上多了不起，其实他是很胆小怕事的。他和柳亚子等南社社员都是走得很近的朋友，柳亚子遭通缉的时候，他把与柳亚子一起拍的许多照片都拿出来烧了。这我母亲记得清清楚楚，当笑话给我讲。外公的优点是本分，他的一些朋友当上了大官，他本可以去投奔，也混个一官半职，但他有他做人的原则：不属于自己的，绝不伸手要。而母亲身上那种诚实、守信、爱心、推己及人等儒家的一些做人原则，应该是家庭熏陶与少年时读书的结果。但儒家的某些理念，如忠孝仁义，与革命高潮中强调的阶级斗争理念在某种程度上是相矛盾的，这种矛盾可能造成了她内心深处的纠结，不但家族的事情她不对子女们讲，就是革命中惊心动魄的经历她也很少主动提及。也许，看惯了风起云涌，一切就都淡定从容了吧。
苏周刊：那您通过对蒯氏家族事情的层层剥茧，是否对您母亲有了新的认识？
赵苏苏：人是复杂的，横看成岭侧成峰，从一个新的角度就会有一个新的认识。不变的只有人性。她已作古，定格在那个时代，就用那个时代的标准来看她吧。
蒯贺荪不是自杀，是病故
苏周刊：说到蒯家，杨乃武与小白菜的话题是绕不开的。作为家族后人，你们对当时的主审官蒯贺荪是怎么看的？
赵苏苏：纵观蒯贺荪的一生，除“杨葛案件”外，他为人处事一贯实事求是，为朝廷殚精竭虑，大体上可以说是一个清官循吏。在他任浙江按察使时，余杭县出了“杨葛案件”。案件的结果家喻户晓了，但需要纠正的是蒯贺荪不是自杀的，是病故。
苏周刊：您的这一说法倒是颠覆了传统的认识。
赵苏苏：作为晚清四大奇案之一，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演绎甚多，且越来越戏剧化。有说蒯贺荪是吞金的，有说服毒的。根据蒯贺荪年谱上有“乙亥（1875）卒于官”，朝廷发落涉审官员是两年后的事。且有明确的文件，按察使蒯贺荪已故，免予处分。朝廷重处杨葛案涉审官员，本质上是想削弱浙江官场上湘军军功官员的势力。蒯贺荪虽不出身湘军，但也是军功官员，在河南剿捻有功。不过，朝廷对这个案子的处理确实给黎里蒯氏的名声与自信心造成负面影响。
苏周刊：这又怎么讲？
赵苏苏：有清以降，蒯氏的上进通道一直是读书入仕，蒯贺荪一生敬业供职，原本是正面典型，却沦落为不光彩的角色，蒯氏一族自然脸上无光。新蒯家弄宽大的树滋堂又称“蒯厅”，民国期间成为一个放电影唱评弹的公共场所，这里什么评弹都可唱，唯独《杨乃武与小白菜》不准唱，足见蒯家族人对此案的忌讳。
崇德舅舅很关心蒯家的事情
苏周刊：您上面提到的您舅舅许崇德，就是我国宪法学泰斗吗？
赵苏苏：正是，两部宪法和两部基本法的亲历者。崇德舅舅虽未在蒯家长大，但蒯氏家族的许多优点，如谦虚、勤奋、宽容，他身上都有。
苏周刊：您舅舅怎么姓许？
赵苏苏：我外婆的妹妹黄佩忍嫁到青浦许家，有女无子，她的丈夫许志和病入膏肓，一旦去世，家族财产将会旁落。恰好那时我的外婆黄文先怀孕，此时她已有两子四女，于是黄佩忍也佯装怀孕，姊妹俩一道秘密前往上海，外婆诞下一子，当即过继给妹妹，就是舅舅许崇德。他的身世一直未被长辈说破，直到成年后他才知晓。新中国成立后，舅舅在人民大学工作，北京只有我母亲一个亲人，所以两家走得非常近。从我记事起，崇德舅舅就是我们家里的常客。
苏周刊：能说说您和许崇德先生的事吗？
赵苏苏：在我的记忆里，崇德舅舅永远是一口吴侬软语，举手投足都透着儒雅。我在人大附中读书的时候常去他家吃饭。我结婚的时候，我们家唯一到场的亲戚就是崇德舅舅。崇德舅舅不仅对我关心爱护，对蒯家的其他晚辈也都关爱有加。表姐蒯黎明的女儿何忆南在北大读完本科后没有接受本校的保送研究生，而是报考了复旦大学读硕士。轻易不求人的崇德舅舅破例拜托自己的老朋友、时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的王沪宁，对她多加关照。崇德舅舅与他的姐姐许崇道从小一起长大，感情深厚。顺便说一句，许崇道也是位勇敢的革命者。她与我母亲一样，思想激进，少年时投奔延安，最后牺牲在了抗日战场上，年仅23岁，一个刚诞下的婴儿也不知下落。崇德舅舅去湖北时念及此事，唏嘘不已。他还专门出了本文学作品集，题“献给姐姐许崇道”。他的挚友查良镛先生在书“序”中，深为姐弟情深所感动。舅舅还很关心蒯家的事情。
苏周刊：能具体说说吗？
赵苏苏：母亲去世后，我想挖掘母亲家族的历史，他一点一点地向我揭开吴江黎里蒯氏家族的来龙去脉，告诉我每一个家族成员的情况，向我讲述家族老宅南栅蒯家弄，从而促使我产生了写一部家族小说的冲动。
翻译总的来说是“给别人生孩子”，创作则是“生自己的孩子”
苏周刊：您自己是位著名的翻译家，您还记得第一部翻译的作品是什么吗？
赵苏苏：《达尔文历险记》，是一部儿童文学，不长，五六万字，1983年发表在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的大型刊物《传记文学》上。那时我受到梅绍武、冯亦代、施咸荣等老一辈外国文学专家的提携，他们帮我定选题，推荐我在《译林》《外国文艺》等当时最好的外国文学刊物上发表译作。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上都有一种特有的人格魅力，谦虚、幽默、知识丰富、为人正派、提携后进，堪称我的忘年交。特别是梅绍武先生，对我走上外国文学道路、进入翻译与出版的圈子帮助甚大，我们是亦师亦友。现在这些人都已先后作古，但我对他们的尊敬与怀念永存。
苏周刊：人们提到最多的还是由您翻译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很多大学的外国文学系把这个译本作为翻译的正面案例进行研究，很多翻译专业的毕业论文就是分析这个版本的。
赵苏苏：这本书当初争议还是蛮大的。上世纪80年代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30年代饶述一先生翻译的这本书，为此被吊销了执照。200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得到上级的口头同意，便找我来翻译，出版后引起轰动，印了12万册，但也受到新闻出版署的批评。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劳伦斯这部小说的正面价值，2013年新星出版社再版了我的这个译本的全译本。
苏周刊：您当时翻译时有压力吗？
赵苏苏：压力还是有的，一是时间紧，三个月；二是一部经典著作，前人又译过，若翻得不够好，挑毛病者肯定大有人在。好在我那时已经翻译过20来部书了，中英文的把握都算有经验，用人文社英文编辑室的话来说，是位“资深翻译家”。还好，书出版后社会上对翻译质量的评价基本都是正面的。
苏周刊：是否还有这么一种压力：就是来自于内容方面的？
赵苏苏：没有，既然是出版社的选题，天塌了大个子顶着。况且以我个人的观点看，《查》书内容并无不妥，情爱内容与当下国内的文学作品比真是小巫见大巫。当年英国将其列为禁书，主要是劳伦斯渲染的是上流社会贵妇与底层男仆之间的一段不伦之恋，禁在阶级，并非禁在爱与情欲。这本书还是充满哲理的。
苏周刊：除了写过《走过》，您还写过另一部长篇小说《最后的玩家》，创作和翻译您更喜欢哪一个？
赵苏苏：我比较看重创作。翻译虽然是一种再创作，有文化对接上的难度，但总的来说“是给别人生孩子”；创作则是“生自己的孩子”，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应该说，通过翻译，我也学到了外国优秀作家的一些写作技巧，比如我翻译的获2004年度美国国家图书奖的莉莉塔克的历史小说《巴拉圭消息》，作者那种素描式的描写方式，对我很有启发，我在写《走过》时也采用了类似的手法。
在翻译上我喜欢做有思想有深度的作品，2000年以后我在出版界算是有些知名度，翻译水平也被普遍认可，基本上就是我挑作品而不是出版社挑我了。我自觉有意思的作品是《奇迹之年》，它是普利策文学奖获得者澳大利亚女作家布鲁克斯写的，书中的人性很打动我。我一边翻译一边想，要是换了我，能写出这样的小说吗？答案是不能。2006年在澳大利亚文化周期间，我见到了布鲁克斯，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我们一起进行了深入交流。
苏周刊：您还翻译了不少侦探小说。
赵苏苏：上世纪90年代是一个商品化的时代，什么书畅销出版什么，当然，即使是畅销书，我也是尽量选有思想内涵的。我所翻译的侦探小说有些是当时的畅销书，有些也很严肃，比如爱伦坡的小说集《莫格街凶杀案》，是惊悚小说的鼻祖，文学性超过《福尔摩斯探案》，属于经典文学名著。1994年起群众出版社连续再版，直到现在还在印。其实我很长一段时间，大约10年，都用在了编写一部辞书上《英汉百科专名词典》。
苏周刊：怎么回事？
赵苏苏：我曾在新华社译名室工作过几年，向全国提供标准化译名。有感于译名的不统一甚至错译乱译，我开始着手编写一部综合性的译名翻译词典，内容包罗万象，全书5万多词条，1500多页，完全由我一个人来做。离开译名岗位后我依然用业余时间来做。这似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耗费了我整整10年时间，即使在国外工作时也没停下过，工具书翻烂了上百本，电脑敲坏了三台。我的主要参考书之一《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被我翻得书脊尽裂。记得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新版《不列颠百科全书》时鼓励旧版持有者拿旧书折价换新书，我把12部翻烂的旧书送去，他们惊呼：“从没见过谁把书看成这样！”商务印书馆决定出版我的书稿时，英文编辑室的责编张显奎惊叹：“人家编辞典都是集体之力，你全是一个人在编，没见过，真没见过！YouareSamuelJohnson”（你是塞缪尔约翰逊啊！英国著名词典编辑家）。单单商务印书馆英编室审稿、排版、校对就用了将近两年时间。2008年这部词典的出版，填补了译名辞书方面的一个空白。它本是一部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都很高的工具书，但是由于互联网兴起，查译名变得越来越方便，这本词典的实用价值如今有所衰减。但是从乐观处着眼，这种价值衰减也算是科技进步改变生活方式的一个积极例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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