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高考，语文科目的大作文经常是关注度最高的单个试题。近几年，社会人士同写高考作文几乎演变为一种时尚。今年，为了让文章更丰富和更具代表性，我们邀请了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写作者，从50后到00后，从在校大学生、高校教师、中学教师到人甚至尚未参加过高考的高中生，做到了大范围覆盖；作文主题也尽量涵盖了各个主要版本的试卷。我们从一批优秀中精选了几篇，与读者朋友们分享。
我也不记得究竟了多久，从渤海到黄海，从海底到礁石滩；夕阳像一个守财奴使劲捡起最后几粒金子，我也习惯了任海浪翻滚，把我推向远方；可是，今天的风，有点不一样。
远处，我看到一个年轻男孩，他一个人走在海边。我感到身后有一股海浪以外的力量，把我推向他，这也成功地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向我走近，伸手将我从海水中分离出来。这是17年以来，我第一次高于海平面以上这么高的距离。眼前的这个城市，和我前一次看到的有点不一样。
男孩吃力地拧着我的帽子，我知道他是想拿出我玻璃里那封泛黄的信，这也是我的。17年前，也是一个有风的傍晚，在青岛栈桥的沙滩上，另一个18岁的男孩将一封信塞进了我的身体里。他告诉我他叫“世纪宝宝”一代，而我是一个有的“时光瓶”。
眼前的男孩似乎也对这信件的内容有着强烈的好奇心。沿着海岸线，他带我走过了鲁迅公园、五四广场、奥帆中心，他可能想带我回家，然后想办法把我打开。突然想起来，2018年的那个男孩，他带我走过五四广场的时候，那里还在筹办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奥帆中心没有太大的变化，2008年奥运会帆船比赛曾在这里举行，那一年真是不一样的一年。时空一方，是中国成为奥运史上首个登上金牌榜首的亚洲国家的喜讯；另一方，则是5月12日那场巨大的、令人悲痛的地震。
我看到了男孩的家，在一座高耸入云的海景房里。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小女孩和我们一起上了电梯，我细细地打量着这个进口“小姐姐”，竟然在她手表表盘上看到了一串英文字：“MadeinChina”。记得我还是一个没有的瓶子的时候，我的身边也摆着很多“制造”的产品，但它们大都是洋娃娃与T恤衫。
“嘭嘭”，伴随着一阵剧痛，男孩成功地扳开了我的帽子，轻轻地取出了那封就像“阿马尔纳信件”珍贵而又神秘的信。信的内容似乎不太长，却让男孩陷入了沉思。
“二战”时，为了加强对战斗机的防护，盟军调查了作战后幸存飞机上的弹痕分布，决定加强弹痕多的地方。统计学家沃德则指出，更应该注意弹痕少的地方，因为这些部位被重创的战机，也许很难有机会返航，这部分数据被忽视了。事明，沃德的看法是正确的。这就是著名的“幸存者偏差”。
“幸存者偏差”是一种常见的思维误区。在统计分析时，人们常常只关注到少数成功者或幸存者的例子，忽略了大多数，从而得出以偏概全的结论。
“幸存者偏差”虽然源于战争，但在我们的生活中比比皆是，“读书无用论”就是典型例子。持有这种论调的人认为，不少成功人士并未接受良好的教育，却依然取得了成功，由此判断，读书是无用的。显然，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些所谓的受教育程度不高的“成功人士”，事实上是经过筛选的“幸存者”，因为最终取得了成功才被人注意到，而那些缺乏教育而没能成名成功的人，因为不读书而遇到挫折的人，往往既没有话语权，也不会被注意到，这些人才是样本中的大多数。
这样的误区还存在于社会中。部分为了吸引注意力，报道的多是社会中最反常和新异的事件，偏爱灾难、犯罪、等内容。然而，这些毕竟只是极少数的、经过筛选的个案。如果仅凭几则犯罪报道就觉得日下，看到几起“碰瓷”的新闻就觉得不古，从而帮助他人，就落入了“幸存者偏差”的窠臼。
所有结果都有一定的概率，“幸存者”毕竟只是少数，属于低概率事件，难以反映事物的本质。如果只关注“幸存者”，盟军改进的飞机依然难以避免士兵的阵亡；只关注那些“不读书的成功者”，而没有在读书上下功夫，当社会需要专业知识和学历背景的时候，就只能扼腕叹息。
因此，我们需要“幸存者偏差”的思维误区。幸存者或是成功者的例子，往往更加显而易见，我们需要扩大自己的视野，发现结果背后隐藏的筛选过程，关注到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只有全面审视问题，不轻率地作出判断，尽可能多地从不同的信息源获取信息，才能得出正确结论。
人之为人，其主要特征就是他们有区别于动物的语言，因为有了语言，人们得以交流思想、丰富生活、诠释生命、传承文明。用雅思贝尔斯的观点来说，就是人们是通过语言传承而成为人的，“要成为人，须靠语言的传承方能达到，因为遗产只有通过语言才能传给我们”。
人们使用语言的方式不仅意味着自己对某人某事某问题的态度，更意味着这态度背后的价值判断与取向，所以史蒂芬·平克认为，语言是洞察人类天性之窗。今天，我们身处互联网时代，某种程度而言，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也有机会发声。或许因为这样，你会发现今天人们的语言越来越随意率性，情绪化的表达随处可见。
法国人多米尼克·拉波特的一本小书《屎的历史》的第一篇《语言的黄金，硬屎橛的光泽》中有这样一句话：“若说语言是美的，那是因为主人清洗它。主人清洗的场所，清除不洁之物，净化城市和语言，给它们秩序与美丽。”因而，我们运用语言，不仅仅需要清洗——为了明晰、准确、、平和，就像“在粪堆里寻找珍珠”一样，“使语言和文明以便让说这语言的人不再‘害怕脏了自己的嘴’”。只有当我们提醒自己，不要口出狂语、信口胡言，在一时之快了别人的情、脏了自己的嘴时，语言才有可能成为丰富生活、诠释生命、传承文明的工具，才有可能彰显文明社会的秩序与美丽。
作为现代社会的一员，无论你的身份如何、认知如何，当你想发表见解时，请注意你的语言，请“三思而后言”。只有对某人某事某问题进行过全面考察，我们的语言才有可能是真实的、审慎的，才有可能不是情绪化的，因为我们的认知往往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只有当我们掌握更为全面的信息时，我们才有可能深思熟虑、遣词造句，语言才有可能明丽而准确清晰地表达思想，传递美好价值。
我常常提醒自己，率真、直白或许是一种优点，但在许多语境下更有可能是缺点，因为它可能会使得语言脏了自己的嘴，更脏了自己的灵魂。仿照弗洛伊德的话来说就是，能丰富生活、诠释生命、传承文明的语言须是“洁净、秩序和美好”的。
去年7月4日，央视报道了一个平凡的人物，名叫刘桂珍。这个当了39年乡村医生的农村妇女，之所以击中我内心的柔软，不只是因为她一边给人免费看病一边教书育人的先进事迹，还在于她说了一句质朴无华的话：“被需要就是我的幸福。”
这话毫不矫情。被需要，的确是幸福的。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单位，乃至在社会上，只要被需要，我们就有获得感，并有一种踏实感和归属感。被需要，说明我们是可用之人，说明我们能帮助到他人，说明我们带给了这个社会温情与希望。
诗人说：“唯有草木懂得土地的滋味。”将这一逻辑延展开来，当我们被需要之际，欣欣然献出我们的“需要”，那些获得“需要”的人最有感触，因为他们得到了善，获得了满足。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如果说需要是取，那么被需要是予。取是快乐的，予也是快乐的。帮助了他人，让他人开开心心，我们自然也会快快乐乐。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每个人都不能孤立存在，我们常常被需要，也时时需要。被需要时，乐于伸出援手；需要时，也能得到帮助。“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蔚然成风，这个社会的底盘就能更坚固。
著名科学家黄大年放弃优厚待遇，毅然选择回国效力，只因祖国需要他。像黄大年这样的科学家究竟有多少，殊难统计；但可以确定的是，当国家需要时，他们回来了。
人的能力有大小，定位也不同。不是每个人都像黄大年那样富有才华，以报国为己任。但是，在这个的年代，每个人都有用武之地，尽管贡献或有大小，但总归被时代所需要，被国家所需要，再不济也会被家人所需要——这正是我们存在的价值。
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不同的人或许会给出不同的答案。但可以确定的是，人不是只为自己活着，无论此生是否精彩，只要被人需要就不虚度，只要彰显价值就活出了意义。
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六十甲子一”的说法。甲子是历法的计量单位，社会生活领域有没有类似的“历法”，如果有，这样的“甲子”又是什么，有无特定的周期呢？也许，下面三则不同年份、不同地区的，其内在逻辑提供了答案。
当历史时针指向上世纪80年代，国内外的社会开始摇醒世界东方这头“睡狮”。当她睁眼看世界，发现自己百废待兴时，在一位伟人的带领下，深圳成为的起点。
初期，时不我待的内在压力让人们深感时间的重要性，太多领域需要他们去改变面貌、建功立业。于是，“时间就是，效率就是生命”成为当时的社会共识。这样的共识，首先在深圳被唱响，进而传遍神州大地。
给每个中国人带来的不仅仅是可感的红利，更有观念的转变。这其中，就包括我们的环保观念。初期，快马加鞭的人们在的道上奋力奔跑，跑了一阵，隐隐约约感觉到视线有点模糊，迎面扑鼻的空气不再那么清新……在浙江，人们地发现：前些年的发展是以绿水青山为代价的。于是，他们驻足思索，在2005年率先喊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历史进入2017年，的成就举世瞩目，有些人满足现状，以为就是在近四十年的基础上进行加固。这一年，一个被称作“雄安”的地区声名鹊起，很快成为世界热点地名。中央规划的雄安新区，在这里破土动工。雄安新区建设，不是简单的构筑一座新城，而是打出了醒目的：“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
应该说，雄安新区是中国社会发展2.0版的一个起点，是中国2.0版的起点。在四十周年前夕，中央决定建设雄安新区，远瞩、意味深长。未来中国的，将汲取1.0版的教训，1.0版的经验，追求三位一体的效益、环保和可持续发展，从而翻开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篇章。
“七山一水两分田”的浙江，面积仅占全国的1.1%左右。但从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到后来的良渚文化、吴越文化，再到江南文化，“丝绸之府”“鱼米之乡”的美誉，我们不得不感慨：浙江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中早就孕育着务实求进的奋斗。大潮中，浙商隋棠拍广告忘记戴胸罩以之姿，书写下段段传奇。作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省份之一，浙江长期以全国经济发展先行者的身份，在中探索，在探索中前进。
作为浙江学子，我们在“浙江”里涵养着兼容的气度。浙江作为资源小省却发展成为人口大省、文化大省、经济强省，靠的就是兼容并包的心态。善包容、能吸纳，也保持着浙江人真朴的品格。翻开历史书卷，浙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与强者共舞的气魄，使得北宋南迁时，浙江小城衢州成了孔氏南世居之所、东南阙里，信安古城在孔氏南思想浸润下，儒风习习，传承至今，衍生出如今的好美之城、有礼之城。
“浙江”也激励着我们“较真”的品性。说浙江人“较真”，就要说说鲁迅。作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时代抉择，“大先生”字字，针砭时弊，击中时局之要害，发出时代之呐喊。再说义乌商人，走南闯北，与命运“较真”，硬是从“鸡毛换糖”的村村巷巷的小生意经中闯出了广阔天地。从“大先生”到义乌商人，浙江人“较真”的背后是不躲闪、不回避，时代弊病与命运困局的勇气。
我们谈“浙江”，也要“知行合一”的传统。所谓实干兴邦，我们不能仅停留在纸上得来的要义中，既要有进取之姿态，也要有务实之举措，更要有创新之作为。
近一个世纪前，浙江嘉兴南湖那艘小小的红船，承载着民族的希望，在风中雨中，伴随着伟大政党的诞生而被我们铭记。如今，浙江这片古老土地，正在新时代的下焕发出新的活力。新时代的浙江学子，也准备接过历史的接力棒，书写新的浙江传奇。
国家博物馆里陈列的青铜器，无论是独具匠心的四羊方尊，还是气势磅礴的青铜鼎，无不闪耀着，那穿过历史长河的器皿带来的是道不尽的震撼。这些器皿能从无数青铜器中脱颖而出，正因为它们经历了数千年前工匠们呕心沥血的锻造与雕琢。因此，在千年之后，愈发动魄。
能容物者为“器”，能助人者亦为“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具的重要性无须赘言，然而一件令人满意的工具及那令人惊叹的巧妙设计，更是经验积累的产物，是设计者的雕琢成就了它。
除这两者外，还有一“器”。姜太公年轻时家境贫寒，但他始终胸怀大志，钻研古书，思考兴邦之道，终在暮年之时得到赏识与重用，成就一番大业。曰：“大方无隅，大器晚成。”虽年轻有为之人常有，但大器晚成也未尝不可。大器晚成之人往往会历经风雨，正如孟子所言：“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而，是另一种雕琢。
器皿、器具、器量，这三种“器”都需要雕琢，或是工匠的千锤百炼，或是设计者的苦心孤诣，或是命运的百转千回。然而，雕琢过后，它们就成了“大器”，获得了超越时空的永久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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