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近代教育史上的重要人物，南开大学创校校长张伯苓(1876-1951)的生平活动与教育思想已得到相当程度的整理与研究，而张伯苓本人及南开系列学校所受的美国影响也已逐渐进入教育史研究者的视野。但较少人注意的是，张伯苓在接受美国影响的同时，其3次美国之行对世界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且其影响及于而并不仅限于美国学界的中国观。其中，为祝贺张伯苓70寿辰而出版的纪念文集《There Is Another China：Essays and Articles For Chang Poling of Nankai》(《别有中华：献给南开张伯苓校长的纪念文集》，旧译“另一个中国”，下简称《别有中华》)既是张伯苓对美影响的重要体现，又是近现代中国文化影响的特殊一页。中文学界对此书的关注极为有限且多存疏漏，我们认为，对本书加以介绍、整理，颇为必要。目前，张昊苏、陈熹等青年校友正在自发进行《别有中华》的编译与研究工作，希望以此促进近代教育史与南开校史的研究，并为即将到来的南开大学百年校庆献礼。
抗战刚刚结束的1946年，适逢张伯苓70大寿。该年3月，张伯苓赴美治病，受赠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并得到美国、旅美南开校友、在美中国等的热烈欢迎。1948年，在中美学界的推动支持下，纪念文集《别有中华》正式出版，汇集13位学者的12篇论文，除胡适外均为对中国、对南开大学有相当了解的美国教授，这堪称张伯苓生平最令人瞩目的一次涉外活动，同时也是中美文化交流史上一件值得深入关注的学术事件。
张伯苓自抗战时即有摄护腺症，时常便血，欲求根本治疗，计划赴美国医治。1946年3月18日，张伯苓自沪赴美，11月15日去美回国。张伯苓在美期间度过了70大寿，除旅美南开校友云集祝贺外，美国学人对张伯苓亦颇。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伯苓受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及其甫一去美，大学伯克利分校名誉学位委员会亦同意授予张伯苓名誉博士学位，惜伯苓未克再度赴美受赠。张伯苓在美期间，亦致力于获取美国资金援助，为南开复校提供支持，纪念文集的编纂，盖亦与其争取美援有密切关系。
据现有资料可知，纪念文集的主事者为张彭春，他至晚于1945年12月组建了编辑小组，邀请肖特威尔、胡美、孟治为编辑小组。胡美在1945年12月底邀请顾临参与撰稿。1946年3月，张彭春在纽约与肖特威尔、克伯屈、胡适再度讨论纪念文集编纂问题。至晚在4月，康德利夫加入撰稿者行列，并随后完成为张伯苓贺寿的文稿，这一完稿发表的过程与胡适撰写评传大体同步，美国《中国》亦对此作了专题的介绍。这一时期编辑小组或许亦联系不少学者请求撰稿，应包括国内《教育通讯月刊》提及的杜威、孟禄、司徒雷登，美国《中国》所刊的广告提及的肖特威尔、杜威、霍尔康柏等。纪念文集的书名初拟为“五十年之新中国”。所谓“五十年”，即指1895-1945年。这一时段除具有“凑整”的意义外，还代表甲午战争抗日战争时段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1928年的《南开大学发展方案》中也明确指出“南开之创办与中国之革新，同以甲午之败为动机”，因此“南开之演化，实吾国革新运动历史之缩影”，除合乎此处的文集命名外，也早就是张伯苓的夫子自道。我们推测，或因张伯苓寿诞已过，而供稿、出版方面仍存困难，因此纪念文集的出版时间不断拖延，直至1948年才得以刊行。然而到1948年，“五十年”之所指已嫌不够切实，因此书名也调整为“别有中华”。
纪念文集的作者多为东亚问题专家或社会活动家，在美国享有崇高学术声誉与话语权，与中国社会乃至张伯苓、南开学校亦多有较密切的往还。亦即，撰稿人皆为对中、美两方面均能产生重要影响的学界精英。以13位知名专家共同为张伯苓撰写纪念文集，其象征意义可以想知。正如包华德所指出的那样：“纪念集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在混乱的军事事件后面，还存在着另一个中国，富于人情而趋向进步，那才是活生生的重要事实。”张伯苓的事业与南开学校的艰苦奋斗，正是“别有中华”的最好代表。换句话说，诸撰稿作者也正是以全面介绍“另一个中国”的方式，致敬张伯苓的生平与功业。当时，张伯苓虽已职位，然而美国人对张伯苓的关注与仍集中于其教育事业，虽然间或与张伯苓论及国内、国际之政局大势，但很少在正式场合提及其活动。如前揭肖特威尔致费肯藻信中，即认为张伯苓乃作为“杰出的中国非人士”而在“教育界或非界”具有最高地位，故应有受赠荣誉博士之资格，而哥伦比亚大学的授予颂词亦仅言其教育家身份。
这一编辑思的特殊文化意义与意义，当时美国学界之书评已有明确的分析，如一篇书评即指出：“一个人的品质能另一个世界里十数知识的致敬，这可以看做是向他所来自的民族的真诚。”
纪念文集对张伯苓及南开学校的介绍，首先是对张伯苓本人的推崇。其中胡适所作的《教育家张伯苓》一文，如前文所述较早即被译成中文。这篇文章因成文时代早而含有不少独有资料，至今已经成为研究张伯苓、严修以及南开学校的重要基本资料，司徒雷登《序言》此前的关注相对较少，但亦曾得到简单的介绍。司徒雷登以燕京大学校长的身份，出于其在华办学之亲身体会，对张伯苓办学的努力表示极大的同情与钦佩。他指出张伯苓是兴办私人教育的先觉者，同时赞赏他面对复杂局势与动荡时代中表现出来的英勇气魄与灵活手段。司徒雷登并特别指出“近年来有好几次，每当张伯苓博士与我相见，他即说他独能理解我灵魂的痛苦，正如我独能理解他的。”“初与他相识，他的生命就已成为我的启迪，以其乐观，以其卓识，以其一以贯之的热忱，以其一尘不染的正直。我珍视他的友谊，以为是我在中国生活中一种深切的欣慰。”以司徒雷登的特殊身份地位，而浓墨重彩地与张伯苓知己相托，这种评价所能造成的社会影响是可以想见的。
其次是对南开学校事业的介绍。在《别有中华》的有关文章中，以《南开经济研究所》最为重要。作为经济学家，康德利夫指出，由19世纪英格兰发展起来的经典经济学理论是高度抽象并经过逻辑简化的，无论以何种研究形式，这些理论都不能拿来教学或者指导经济实践，否则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仅仅以中国的情况来替换欧美公式内容同样行不通，因为经济理论的应用必需重新思考，甚至有必要构建新的分析模型，才能理解中国的情况。在这个层面上，康德利夫大力赞赏南开经济学的成绩，因为它从实际出发，为中国现代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在张伯苓的支持下，南开于1930年由何廉负责成立经济学院，1934年在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南开经济研究所。在何廉领导下，南开经济研究所将研究重点放在中国实际经济问题的研究上。在城市经济方面，南开对华北物价指数进行研究，并在1935年起编辑后来名声大著的学术年刊《南开指数》；康德利夫将南开经济研究所称为“经济学实验室”(economic laboratory)，允为恰当。
何廉以及南开经济学的表现正是张伯苓以及整个南开的教育一贯的体现“土货化”。1928年2月，《南开大学发展方案》制定颁布，明确提出以“认识中国、服务中国为鹄的”的“土货化”办学方针。这种切中中国国情和社会实际需求的，正在何廉时代的南开经济学研究所发展中得到最恰到好处的实践。
康德利夫谙熟中国情势，他指出中国人所需要的现代化指导，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胜任这正是张伯苓眼光与事业的卓越之处。不惟如此，康德利夫更在南开的经济学实践上看到更大的意义。康德利夫指出经济学不只是一门技术，它的可贵乃在于背后指导它的哲学。正是在这个层面上，通过把握南开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康德利夫认为张伯苓表现出令他赞赏的哲学，那就是收摄外国知识而作自己独特的实践，这亦是对整个世界的贡献。文中论及：“中国有甚多可得于现代化者，而世界有甚多可望于一个、、强大的中国者。它(世界)不需要另一个美国或者另一个。它需要一个可以保持中国特性、又利用美俄知识的新中国。惟其如此，其他国家才能利用中国的经验中蕴含的智慧，从中受益。”康德利夫认为张伯苓的一生事业正是践行了这种，而将其传递给共事的年轻一辈。康德利夫这种评价，可说代表了知识对张伯苓事业的最高评价，而道出了南开教育的恒久价值；同时，张伯苓及南开的教育实践引起康德利夫对整个“中国价值”的思考，这也展现了近现代教育交流的另一种可能性。
如果说，司徒雷登、胡适的还是更多地集中于张伯苓本人及其代表的中国，那么康德利夫则更敏锐地看到了另一个侧面张伯苓及南开学校代表的“另一个中国”，已经具有了产生世界影响的能力，并使得美国精英人士对战后中国可能的世界贡献有更高的期望。而这不仅是《别有中华》所收其他文章的旨所系，亦在当时学术界得到了相当重要的反响。
《别有中华》出版于1948年，今检索当年各大英美期刊，在1948-1949年间有书评7篇。书评中对张伯苓的评价都甚高，除了“南开大学的创立者”、“南开大学校长”等描述外，一般都称“伟大的中国教育家”、“中国特出的张伯苓”等。评论指出，《别有中华》“盖为第一部向中国学者致敬的书籍”。
《别有中华》虽为纪念张伯苓寿辰而作，内容实关乎中国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各书评也确实将它作为介绍中国的资料进行评论，选评此书的多为学、经济学、和外国事务门类的期刊，其中不乏历史悠久的著名。在这样一本因祝寿而起的书中综合谈论中国，即可见张伯苓在当时中国的特殊代表意义。
不少书评提到本书相较当时许多介绍中国的出版物的更可贵之处，这不只是因为作者阵容的知名与专业，更因为《别有中华》在当时相当罕见地对20世纪中国现代的各个基本方面作广泛的介绍，这是当时一般书籍和铺天盖地的关于中国的报道鲜有触及的，评论者写道：“此前未有更真实的关于中国的专题研讨出现。”
对于这部书的价值，评论认为在于中国恒久的价值与贡献。所谓“中国的价值”，自然是站在英美为代表的社会角度，然而联想到本书是因张伯苓及南开而起，这种中国教育实践与“中国价值”之间的微妙关系，今日正可以表明张伯苓及南开教育在当日的特殊意义。鉴于本书涉及的中国话题之广与作者专门程度之深，有评论认为《别有中华》“难以在短时间内”，也有评论认为本书并不是一部面向一般大众的读物，而更适合教授远东现代史的教师、专门研究者或图书馆架藏。
同时特别应当注意的是，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与文化史上，以知识传授、教育机构设立、教学体制立范等方式长期较为强势地主导教育的交流；除了中国人在外求学任职获得承认及少数思想家教育之外，中国在教育与文化上对的回应形式较少，造成的影响亦极为有限。而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张伯苓与同仁以其卓具见识的教育哲学，以及在南开办学中成绩卓著的实践，得到美国学界肯定与重视，甚至由此引发对“中国价值”讨论，不得不说，《别有中华》是近现代教育交流史上具有非凡意义的一页。《别有中华》“盖为第一部向中国学者致敬的书籍”,出版的一年内得到书评7篇。书评多发表于学、经济学、和外国事务门类的重要期刊，故除表彰张伯苓在中美交流中的象征性意义外，特别看重本书对中国研究的学术价值。考虑到战后中国政局的特殊情况与中美两国的微妙关系，《别有中华》的美国影响及其价值得以进一步彰显。而在20世纪前半叶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像中国古代文明这样根深叶茂的复杂有机生物也可能枯萎”，于危急存亡之秋，以张伯苓为代表的教育家煦育多士，造就新民，了中国的未来，其当代价值更值得我们深思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