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有渐冻症的张定宇走进时脚步蹒跚，这一幕让不少网友泪目。他曾说，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从病里抢回更多病人。
他们的面孔并不惊艳，他们的名字默默无闻。他们是医护人员、、基层干部、建筑工人、环卫工、志愿者…是每一个中国人。感谢有你，山河无恙！
今天的表彰大会，钟南山被颁授国勋章，张伯礼、张定宇、陈薇（女）分别被颁授国家荣誉称号章。
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为国家最高荣誉。“国勋章”授予为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建立卓越功勋，品质、群众的杰出人士。
国家荣誉称号授予在各领域各行业作出重大贡献、享有崇高声誉，品质、群众的杰出人士。国家荣誉称号的名称冠以“人民”，如“人民科学家”“人民教育家”“人民艺术家”“人民英雄”等，也可以使用其他名称，具体名称由常务委员会在决定授予时确定。
“敢医疗，敢实践，敢说话”是他在《开学第一课》上对有医学梦想同学的寄语，也是对他的评价。
2020年1月18日，武汉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增加至59例。正值春运，高铁票早已售罄，钟南山颇费周折才坐上了G1102次列车，在餐车找了一个座位。
两天后，钟南山身处武汉，在《新闻1+1》的节目上公布：“现在可以说，（病毒）肯定有人传人现象。”
“敢医疗，敢实践，敢说话”是他在《开学第一课》上对有医学梦想同学的寄语，也是对他的评价。
因为敢医敢言，钟南山的声音被视为公信力与信息透明的象征。最近十年里，他曾就大气污染、食品安全、医疗体制等提出众多。
最关键的那次现身是在今年年初。身着格子衬衫的钟南山在央视《新闻1+1》视频连线中，在镜头前预警：“确认（病毒）人传人，没有特殊情况不要来武汉。”他还有医务人员感染。这是钟南山在武汉实地调查后得出的结论。
此后，钟南山分秒必争的身影不断出现在大众视野中：1月29日下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专家团队与武汉前方的广东医疗队ICU团队进行远程视频会诊，钟南山坐在会议室的正中，身后有十几位专家，当5名危重症患者出现在大屏幕时，他们通过视频查看患者病情，在谈到关键问题时，钟南山担心ICU医生听不清他的话，便摘下了自己的口罩。这一次会诊时间共持续了6小时18分钟。
这个位于武汉协和医院西院的重症隔离监护室是由普通病房临时而来，ICU的大厅里并排放置了两台大屏幕，24小时连线位专家。在这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其中7人来自钟南山团队。除了给重症病人会诊，钟南山每天都要了解医生的身体状况，仔细询问隔离措施是否到位。
在此之前，武汉医疗资源缺乏、医护人员频频感染的情况，让他在接受采访时几度哽咽，学生传信息告诉他，现在大家的心情有很大改变，斗志都上来了。“全国帮忙，武汉是能够过关的。武汉本来就是一个英雄的城市”。在说出这番话时，这位医者双眼噙泪，眼神坚毅。
“战士” 钟南山在17年前也曾和病毒交手。2002年底，钟南山所在的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接收了一名持续高热、咳嗽的特殊肺病患者，各种退热方法和抗生素治疗均无效果。随后，广东多地出现类似病情，并蔓延开来。到2003年3月，广东省累计报告“”病例已经突破了1000例。
当时67岁的钟南山临危受命，担任广东省型肺炎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的组长，他所在的医院有26名医护人员先后感染，但全院没有一个人后退，有的治愈后又投入了战斗。“医院是战场，作为战士，我们不冲上去谁上去？”钟南山带头进入重症隔离监护室，亲自检查每一位病人的口腔。
2003年2月，在广东省卫生厅的记者见面会上，钟南山以院士的声誉作并告诉大家，“”并不，它可防、可治、可控，并要求各地把重症患者都送到他所在的医院。
在钟南山的指挥下，广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逐步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案，大大提高了危重病人的成功抢救率，降低了死亡率，这套方案后来被多家医院所采用，成为通用的救治方案。
3月20日，“南山班”2019级面试在广州医科大学举行。“为什么会学医？”是钟南山留给每届考生的必答题。
1936年，钟南山出生于战乱时期的南京，一次日军轰炸中，他的家乡被毁，自己也被困于废墟，“我的外婆就很紧张，赶紧跑过来，一直扒着那个砖头，真的找到我了，我的脸都黑了。”在钟南山的里，这次的故事，让他对“人的生命第一宝贵”这句话有了更深的体会，影响了他后来的成长和就业。
钟南山常常为身为儿科医生的父亲打下手，从小耳濡目染让他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55年，他考入了大学医学院。“那时给我的潜意识是，当医生挺好，可以治病救人。”
学生时期的钟南山受到《钢铁是怎样的》这本书的影响，“一个人对社会要有所贡献，不能白活”，在他上山下乡最为坎坷的十年里，也没放弃对医学的追求。
他常常自己，“要永远有执著的追求，办事要严谨要实在。看事情或者做研究，要有事实根据，不轻易下结论，要相信自己的观察。”
直至1971年，钟南山才离开南下广州，成为广州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一名医生，这一年他已经35岁。
8年后，钟南山前往英国大学求学，他语言不通，每天去图书馆借录音来听写，花了大半年提高英语水平。“那时候所有留学生都很艰苦，每个月只有6英镑生活费，干什么都得靠自己。”
他师从弗里兰教授，致力于慢阻肺的研究。在进行“一氧化碳对人体影响”的研究时，他选择以身试验，在抽血的同时吸入一氧化碳，并不断提高一氧化碳的浓度，在抽了600毫升的血液、做了近30次试验之后，钟南山获得了此项研究的一手数据。
留学两年间，他取得了6项关于呼吸系统疾病防治研究的重要，完成了7篇学术论文，其中有4项分别在英国医学研究学会、麻醉学会及糖尿病学会上发表。
导师对他表达了极高的赞誉：“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曾经与许多国家的学者合作过，但从未遇到过一个学者，像钟医生这样勤奋，合作得这样好，这样卓有成效。”
“没见到他放假有休息的时候”，报道里，学生们大都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即便是国庆节，钟老也天天在家看论文，打电话各种询问相关问题，电话讨论论文思。
这位年过八旬的医者至今都周末不休息，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每育锻炼是他认为这辈子“收益非常大”的一件事，“一方面是指锻炼对身体有很大好处，另一方面对培养意志品质也有很大帮助”，从1982年起，他所在的广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就开始组织篮球队，每个星期六晚上大家聚在一块儿比赛，了30多年。
起初钟南山的名字被人们熟知是在一场关于新闻发布会上，有人疫情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他当场反驳：“什么叫控制？现在病原不知道，怎么预防不清楚，病情还在传染，怎么能说是控制了？”
权威专家通过发布结论：“引起广东部分地区型性肺炎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在广东省卫生厅召集的紧急会议上，钟南山又站出来持反对意见，在他的临床研究中，衣原体只是最终导致病人的原因之一，而主要病因可能是一种新型病毒。随后他的观点得到验证，成为抗击的重要分水岭。
钟南山把敢于直言的个性归结于父亲的教育，1969年，钟南山在下乡参加医疗队时遇到一个有尿血症状的孩子，大家都说这是结核病人，要做治疗。这一看法遭到父亲的质疑，“尿血是很常见的症状，可能是膀胱的炎症，可能是结石，也可能是结核，得有才能治疗。”
在英国留学时，他曾公开挑战权威，对剑桥大学克尔教授的论文提出质疑，并在现场用自己的实验结果写下论文，被同学嘲笑“胆大妄为”后，他一一反驳、答辩，最终为自己正了名。这段经历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观念，在科研领域“只认真理，不认权威”。
之后，公共场合并不乏他的声音。他关注医改、雾霾、控烟等议题，直言公共政策问题。2013年全国“”，他以代表身份提出“到底是P第一，还是健康第一”的质疑，呼吁开展雾霾检测。
在近期一场“新冠疫情重塑全球健康面貌”的会议上，长途跋涉的疲惫让他一开始向主办方提出“别再安排发言”的要求，但遇到关心的话题，他又忍不住。
作为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他关心医疗平台的搭建，并呼吁数据共享。在接受《上观新闻》采访时，他表示自己在广州已经努力了7年，但始终没办法很好地共享。“没有大数据，后头讲那些都是假的。”
在钟南山的认知里，所有事情他只认事实，即使是有争议、被质疑，他也毫不避讳，这在他的教学方式上也有体现。
在大部分学生的描述中，他“较真”、爱提问，每次之前，钟南山必定会向主管医生查询病例的基本情况，对学生的指导常常以发问终结——“你的判断是？”“你怎么想？”
他鼓励每个学生都要有思考的能力，不猜测、不，在实践中得出真理，并相信自己的判断，“至少，你得勇敢地表达自己的看法。”
从“”到“新冠肺炎”，大家对这位战役功勋的关注到达顶峰，有网友将钟南山比作“守门神”、“最耀眼的星”，他的邮箱里塞满了网友来信。
钟南山的传记里写到：其实，我不过就是一个看病的大夫。“从医几十年，我最大的幸福，是始终站在治病救人的一线。”他说。
“钟南山院士诊室”，位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三楼的呼吸科门诊，面积大约40平方米，一张办公桌，一张检查病床，墙上一个查看X线片的白板构成诊室的全部，每周四，钟南山会准时坐在小单间里等待病人。
他经常看病到晚上7点多。“这些患者不容易，从外地大老远赶过来。”冬天天冷，钟南山会用手把听诊器焐热，再给患者听诊。对第一次来的患者，钟南山会详细地询问病史、查看资料，情况复杂时，还会请其他科室的医生联合会诊。
为罹患硬皮症、干燥症的花甲老人做检查时，钟南山会俯下身，用手臂托着她的后颈和肩，让患者慢慢躺下，检查完后，再慢慢扶起来。“你气色不错，比上次好多了。”治疗过程中，他会拉家常缓解患者的焦虑。
一些外地病人过来看门诊，钟南山会关心，“有没有亲戚在这边？有没有地方住？”在同事和学生眼中，“钟老记性好，他会记得所有病人的基本情况。”
“医生看的不是病，而是病人。”这是钟南山反复强调的，医学人文就是要“想方设好病、防好病”。
（来源：新京报 文中部分内容综合《央视新闻》《》《中国纪检监察报》《日报》《广州日报》《新周刊》）
今年72岁生日，张伯礼是在武汉的医院里度过的。他已到古稀之年，但依然矍铄，戴一副方形眼镜，两道浓眉衬出他的精气神。口齿清晰，步伐稳健。
张伯礼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今年2月，他带领团队前往武汉参与抗疫工作。在武汉抗疫的82天里，他采取中医药为主的综合治疗，截至“休舱”时，564名患者零转重症、零复阳，医护人员零感染。
3月10日是武汉江夏方舱医院“关门大吉”的日子，随着武汉最后一家方舱医院“休舱”，张伯礼的抗疫任务也将告一段落。古稀之年的他穿着防护服，接过了队员们递上的鲜花，激动地向他们致谢。
这是一次未知的出诊。1月26日，大年初二，晚上10点，张伯礼接到通知，将搭乘第二天早上的飞机飞往武汉，参加抗疫工作。
临行前，“要去多久？做什么准备？任务是什么？谁同行？”张伯礼的一连串问题，得到的答案都是：不知道。唯一知道的是，武汉情况严重。
在去武汉的飞机上，张伯礼开始做安排。他要求团队立刻编纂一个有关新冠肺炎证候的调查表，做成软件装进100台手机里。他要在到达武汉的第一时间把这些手机发给医生，请他们进入病区拍摄舌象照片，进行证候调查。
“一种新出现的疫病，西医关注的是病毒，他们要破解病毒的结构，知道病毒是如何侵入人体的，再研发疫苗和药物。”张伯礼解释，而中医关注的是病毒入体后人会出现什么反应，医生由此辨证论治。
到武汉三个多星期后，张伯礼和团队制作了一张“新冠肺炎病情演变图”，详细描述了该病不同时间轴的实验室指标、症状和医治疗原则。“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个病有了基本的把握，病人来了之后，怎么诊断、治疗、康复有了初步把握。”
经过以中医药为主的综合治疗，病人病情有了明显改善：生化指标、免疫功能在提升，心肺功能也在逐步改善。“这让我们看到了中医治疗新冠肺炎成链，是真实有效的。”张伯礼说。
武汉很冷，患者们都偎在电热毯上，整个大厅几百人，死气沉沉的。张伯礼就让他们锻炼，打了一套太极拳，病人们也打嗝了，胃也开了，愿意吃饭了，也开始交流了，消除了恐惧。
2003年，突如其来的SARS病毒由南至北蔓延，由于对新型病毒不了解，当时治疗疗效并不明显。
张伯礼一个朋友的亲戚也感染了病毒，朋友和张伯礼商量，能不能试试中药治疗。张伯礼马上联系，让医生把病人的症状传出来，开始研制药方。
让张伯礼没想到的是，接受中药治疗后，病人病情开始好转。相关领导得知这一情况，马上特批中医介入。张伯礼就任天津市中医治疗SARS指挥部总指挥，他请缨组建了两个的中医“红区”（抗疫医院中重症隔离病房的别称），用中药配合西药治疗。
张伯礼常说：“中医药学虽然古老，但它的、方法并不落后，现代生命科学所遇到的很多困难和挑战，将从中医药学中得到。”
1948年，张伯礼在天津出生。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正值青年的张伯礼来到天津大港的医疗队，当时，医疗队缺医少药的情况十分严重，在这里，张伯礼见到了医疗队用中草药治病救人。张伯礼很受触动，从此对中医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跟着队里的中医学习应诊。
中医药知识体系复杂，张伯礼废寝忘食地学了两年，但因为缺乏系统的学习，总觉得“差点什么”。直到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张伯礼考上了天津中医学院，才有机会开始正式学习。
30多年来，他用现代科学技术继承和发展中医药。有一次，学校买进一台利用全血检测血小板聚集性的仪器，为摸索实验条件，建立基础数据库，需要大量新鲜血液反复测试。张伯礼连续8次抽取自己的静脉血。
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劝他，他摇摇头：“我是实验室负责人，应该抽我的血。”为了完成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他带领团队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地工作。连续奋战3个多月，终于完成了科研任务。
2月16日，张伯礼因劳累过度胆囊旧疾复发，中央疫情防控指导组领导强令他住院治疗，负责为他诊治的专家也态度：“必须手术!”张伯礼才勉强同意，在手术单上签了字。
手术之后，麻醉刚过，张伯礼就让秘书给他读疫情通报，并打电话询问江夏方舱医院的情况，还经常要接听医护人员求教的电话。
当时儿子也在武汉参加抗疫工作，想来看他，张伯礼不同意：“我很好，你不用来，看好你的病人就行。”
张伯礼有很多头衔：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但无关学术时，他变成了“老张”。
他爱穿一件灰色的旧夹克，也喜欢在学校门口的煎饼摊买早点。天津市医结合医院的主治医师戚经天就曾碰到过他。
戚经天大一刚入学的时候，有一次买煎饼，一个老人排在后面，买完煎饼骑上自行车进了校门。张伯礼走后，戚经天才从同学口中得知，那是他们的校长。
面对病人时，他是幽默的“张大夫”。有个病人，每次来复诊，张伯礼都说“见好了，你接着吃药就行。” 有一次复诊赶上病人特别多，张伯礼没说这句话，病人以为自己病情加重了，回去难受了一星期。张伯礼知道后，再见面就马上说“你见好，接着吃药。”病人舒服了，他也舒服了。“跟吃了补药一样。”
他还爱写诗。今年元宵节，他看到武汉大街上灯亮，但冷冷清清，没有人迹，有感而发，写了一首《战地灯节》；谷雨那天，又写了一首《谷雨思疫》，表达武汉春意盎然，战役胜利在望；4月8日武汉解封那一天，张伯礼激动睡不着，“我平时睡得可好了，可那天凌晨5点多，我怎么也睡不着了。”他起床后写了一首《归辞》。
“武汉解封了，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我当时非常兴奋，有一种冲动，似乎不写一首诗不足以疏泄我当时的心情。”张伯礼说。
8月11日，根据第十三届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决定，授予钟南山“国勋章”，张伯礼、张定宇、陈薇三人获得“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
“好多人问我是什么心情。”在接受采访时他说，“我们小时候就知道，英雄是‘高大上’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就出趟诊，到武汉看个病，突然间就变成了英雄？”他表情平静。
获得“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之后，他一气呵成填成了《清平乐·人民才英雄》，他在词中写道：“白甲十万，战疫三月酣。武汉皆好汉，数英雄独颜汗。中央经略济生，举国众志成城。协和防治，环球凉热彰明。”
2018年10月，武汉金银潭医院原院长张定宇被确诊为运动神经元病，又称“渐冻症”。疫情发生后，张定宇跛着脚，地奔跑在病区之间，指挥全院抗疫。整个疫情期间，金银潭医院共收治2832名新冠肺炎患者，被视作“一线中的一线”。
57岁的张定宇个头不高，圆脸，眼睛微微眯着，架着一副黑框眼镜，说话声音大，爱人。他走时，腿脚僵硬，一跛一跛的。在医院，有人问他，你脚是崴伤了吗？他笑着搪塞，膝关节不好。
金银潭医院党委王先广是第一个知道“”的同事。张定宇没瞒住，只好承认，2018年10月，他被确诊为运动神经元病，又称“渐冻症”，是一种罕见病。1000个细胞“哗”地减到了700，然后是600、500，运动机能大幅度降低。他腿部、臀部的肌肉在萎缩，身体变得瘦弱，知觉在一天一天地掉落。
风暴逐渐平息，在武汉的浓雾散去。4月12日，金银潭医院重症病房新冠肺炎患者“清零”，最后一支外援医疗队--江苏医疗队撤离。
在与江苏医疗队的告别仪式上，这位金银潭医院的老院长鞠了一个长久的躬，缓慢地起身。他变得比以前更苍老、佝偻，但他不想歇着。
金银潭副院长黄朝林接到武汉同济医院的电话，对方要转诊过来一个病人。该病人最初由武汉市中心医院收治，“说是冠状病毒感染，没说肺炎。”
黄朝林和张定宇打电话问地坛医院，这个病人能不能收？专家回复道，“应该收。金银潭是传染病医院，这个病人你们要关注。”后来，他们从第三方检测公司拿到病毒的基因序列，交由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当晚比对出来了，“蝙蝠来源的SARS样冠状病毒，吻合度非常高。”
接下来，病人们全都涌了进来。张定宇将南六楼的普通病房成ICU，北楼有一个简易的ICU，他把这里和南五楼成正规的ICU，又在综合楼建起一个简易ICU。
肝炎、结核、艾滋……其他专业的病区一个个清理出来，开始接收新冠肺炎病人。在张定宇看来，这是早期他们做得最对的一件事。“我做医生、做医院的管理者，至少这个关口我没松掉。你要守土有责，每一件事情都要守土有责。”
作为收治病人最早、最重、最多的医院，一开始面临的问题是医疗资源紧张、人员不够。张定宇带领同事们紧急采购呼吸机、监护仪、输液汞、除颤和复苏设备等，他意识到，他们已经站在了一个风暴之眼。“倒也没有感觉是在作战，只觉得事情很紧迫。”
病人每天都在增加。为了让同事们全心投入救治，张定宇关闭了最后一个GCP（药物临床试验）病房。医护人员的假期取消，人手到了极限。
有一天，医院突然走了50多个卫生员，临时聘用的18个保安，全部不来了，只好行政、后勤的职工顶上。张定宇跛着脚，地奔跑在病区之间。2月9日晚上，已经超负荷运转43天、已有660余位病人住院的金银潭医院，接到再收治250个病人的任务。23个病区，每层楼都在走廊上加了10-14张病床。
截至2月10日，金银潭医院累计收治了1700余名病人。许多医护人员发现，院长的性子也越来越急。
后来，张定宇主动向同事们公开了自己渐冻症的病情。“我想告诉同事，我们是一起在战斗。我们背负很重，只要我们能够把自己扛起来，往极限去伸展，我们肯定还是能做到一些事情。我也在极限，我一直就在极限的边缘工作。”
张定宇的妻子程琳是武汉第四医院的。1月14日，程琳开始出现低烧症状，后确诊为新冠病毒感染，入院接受隔离治疗。
一天晚上，张定宇坐在妻子的床边，陪她聊聊天。一开始，妻子有症状的时候，在饭桌上对他说，“我也有点喘气。”张定宇感到不高兴，“我说病人病情的时候，你跟我说你也喘气？”如今他莫及，“我绝对不能失去你。”
两周后，妻子的病情逐渐痊愈，核酸转为阴性。金银潭医院被感染的21个职工，也相继出院，有的恢复了正常的工作。
张定宇是想过未来的。“以后，我会被困在轮椅里面，甚至困在床上；我会挂着呼吸机，用眼睛眨巴着和你说话；身体再不好的时候，我会在胃里面做造管。在你们吃饭的时候，我只能往胃里面打东西。”
想好了，他就不用成天为这些事情发愁，“先把当下的事情做好。以后，我要是长期这么歇着，为什么不现在多做一点呢。万一我不能做了，只能看着你们做，我会很难受的。我想少留下点遗憾。”
他是个典型的武汉人，出生在武汉有名的汉正街，1981年，他考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疗系。
毕业后，张定宇进入武汉市第四医院，成为一名麻醉科医生。从医生、副主任、主任、院长助理，一直干到副院长。2013年12月，他调任金银潭医院院长。
还有建立GCP（新药试验）平台。疫情发生后，科技部紧急启动针对该病毒的应急科研攻关。金银潭医院承担的多个临床研究项目陆续上马，涵盖优化临床治疗方案、抗病毒药物筛选、激素使用等急需解决的问题。张定宇建造的GCP新药平台，此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新冠疫情的治疗中，除了常规疗法，张定宇提出了血浆疗法。妻子程琳康复后，经过身体检查，符合捐献血浆的条件。2月中旬，她来到丈夫所在的金银潭医院，捐献400毫升血浆。
后来，在国家卫健委印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中，增加了“康复者血浆治疗”一项。
晚上躺在床上，他会感到自己的身体突然抽一下筋。一个晚上抽几次，有时抽筋抽醒了，非常痛苦。大肌肉的抽搐，站起来才可能把它住。还有房颤，心里“嘣，嘣……”。
他从前最爱一个人骑行，最长骑行距离是70公里，绕着武汉一圈。他也愿意走，从家徒步走到医院，15公里。确诊“渐冻症”之后，他也走过，但是上台阶下台阶害怕，拿个拐杖。“就像老头那样。”
进隔离房之前，穿连体的防护服，同事帮他把两个裤管套上了，他再缓慢地套上身。服也需要别人的帮助。没穿防护服的时候，他就裹着一身黑色羽绒服，外面披个白大褂。
他的身份角色经历了诸多变化。年轻时，他是湖北第一位无国界医生，也是国内第一位参加无国界医生组织活动的麻醉科医生。在回顾这段经历时，他说，“麻醉科医生在任何下都是一个很稀缺的资源。那段经历也了我，在一个资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尽可能好地提供医疗资源的服务。”
后来，作为一院之长，他又说，“我们要这座城市，武汉人民，我们绝不要把这座城市变成一个疫区。”
疫情结束后，他并不希望人们持续地关注他和金银潭。“如果这家医院在视野中（度）很小，表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活很平静。作为一个传染病医院，不应该追求高的度，但这家医院要时刻守护在那里，当疫情发生的时候，能够把疫情尽快扑灭。
4月10日，组织上拟提拔张定宇为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副主任。他回应：“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还有工作能做，就是一种幸福。”
今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54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陈薇即前往一线。在父母和朋友眼里，陈薇的工作就是“与毒共舞”，做为“生物危害防控”领域的专家，她早就是国家的人。
在武汉6个月，陈薇的头发由原来的油黑乌亮变成了斑白。她打趣说，有空了要去研究一下，人在什么情况下头发会突然变白。
因为初中物理老师的劝说才念了高中，后来考上浙江大学化工系。在大学生物系读研究生时，陈薇还经常在她主编的《研究生通讯》上写一些小美文。
如今，她的身份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从事与各种病交道的工作。
在父母和朋友眼里，陈薇的工作就是“与毒共舞”，做为“生物危害防控”领域的专家，她早就是国家的人。
1月30日，陈薇团队的帐篷式移动检测实验室已经开始运行。应用自主研发的检测试剂盒，配合核酸全自动提取技术，核酸检测时间大大缩短，加快了确诊速度。陈薇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疫情就是军情，疫区就是战场”。
再后来，陈薇率领科研人员建立了一套“核酸检测—抗体筛查—多重病原检测”的鉴定链条，在武汉火神山医院等3家医院推广应用，为临床诊断准确率和治愈率发挥了作用。
陈李坤记得女儿最近一次回家还是元旦前。当时，陈薇在兰溪呆了2天，临走，父亲问陈薇：“啥时再回来？”陈薇说是年三十。
当初给女儿取名陈薇，一是陈李坤喜欢花草，二是在他眼里“蔷薇花虽然普通，但花期很长能开半年，低调不张扬，不管风吹雨打始终能够怒放”。
2月3日（正月初十），陈薇挤出时间往兰溪家中打了新春第一个电话。整个春节，陈薇和家里也没怎么联系，“只偶尔发过几条信息”。终于接到了女儿的电话，陈薇的母亲高兴地笑出声来。
陈薇已不是第一次临危受命。2003年，“”爆发，陈薇率队在最短时间内率先推出防治新药——重组人干扰素喷鼻剂，并获准进入临床试验；2014年，西非大规模爆发埃博拉疫情，陈薇团队成功研发出世界首个2014基因型埃博拉疫苗，也是首个冻干剂型埃博拉疫苗。
3月16日，陈薇团队研制的人腺病毒载体疫苗，成为国内第一个获批正式进入临床试验的疫苗。这也是全球首个进入临床研究阶段的新冠疫苗。4月12日，疫苗二期临床试验启动。
8月11日，陈薇团队的人腺病毒载体疫苗获得国家专利，成为国内首个进入临床获得专利权的新冠疫苗。目前，该疫苗已经获得俄罗斯和巴基斯坦批准，开展三期临床试验。
9月7日，陈薇介绍，团队研发的重组新冠疫苗对已经发生变异的新冠病毒能够完全覆盖。从目前来看，年产3亿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他们正在努力扩大产能。
陈薇的朋友、金华画家评价陈薇是“不是在实验室，就是在去实验室的上”。“只要她一钻进实验室，啥时候出来是不知道的。她长年累月像拼命三郎似的干着，我们这帮老朋友都很心疼她！”说。
不管是时期，还是此次武汉疫情期间，陈薇的研究对象在看来都是“很恐怖的，是各种致病微生物，包括鼠疫、炭疽、埃博拉……每一天，都充满挑战。她的工作就是‘与毒共舞’”。
但陈薇说， “穿上了这身军装，这一切就都是我该做的”。接受央视采访时，陈薇表示：“疫苗作为用于健康人的特殊产品，对疫情防控至关重要。我们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我们正在研制的重组新冠疫苗，推向临床、推向应用，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的科技支撑。”
1984年，陈薇考入浙江大学化工系就读本科，从此离开了家乡兰溪。科研岗位后，尽管一直很忙，但她的家乡情结却浓得化也化不开。
2016年是兰溪一中80周年。当时还是兰溪一中校长李益民，到想游说陈薇在校庆时做一个主题，但他心里打鼓，“她的时间多么宝贵！一上，我都在想怎么去她，心里那个忐忑啊”。
那年陈薇已是少将。令李益民感到意外的是，陈薇不仅热情地请李益民吃了饭，还答应在母校校庆时回一趟兰溪。“亮出兰溪口音，她就热情得不得了。”
良是陈薇兰溪一中同窗六年的中学同学。良说，陈薇是他们兰溪人的骄傲，虽然名气很大，但没架子，平和朴实。“时看到我们，她会主动过来跟老同学握个手、拉拉家常，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她。”
让良感慨的还有一件事。那是9年前，由他牵头组织了一次初中同学，陈薇听说后特意从青岛赶过来参加。“当时，她悄悄地把我拉到一边，拿出3000元硬塞给我。我说：‘大家已经商议好AA制，用不了这么多！’结果她说：‘我们同学会总要给一起参会的老师们买点礼物，我想着平时也没法回报老师们，所以礼物费用就由我出吧。’”
两年前，有一次偶然听说了初中班主任谢老师去世的消息，陈薇又拿出钱来委托同学们代为慰问，并让同学们转告她对谢老师的。“后来又有一次，我们高中时的数学老师张老师写信问她要几张照片，陈薇很快就寄给张老师了。在她心中，始终对老师们充满！”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