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18日是我大学入学45周年。在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时间点，山西大学历史系77级14位同学代表再回母校举行纪念活动，呈上我们班的忆文集《我的大学我的班》，为早已经挂好的“知无涯识有序”老榆木匾举行揭绸仪式，并召开了座谈会，参观了校园及校史馆。
45年过去，我们已由当年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恢复高考首届大学生变成离开工作岗位的退休一族，山西大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年，一进校门毛塑像后面我们上课的主楼（共四层）是中文、历史、三个系办公和教学共用的一座楼，如今则为历史文化学院及其分出的考古文博学院所独占，行政人员办公和教师教学、研究场所得到极大改善，山西大学这所曾经的国立大学也于2022年创办120周年之际跻身国内双一流院校。
漫步丁香满园，玉兰、桃花盛开的老校园，驻足当年住过的宿舍楼，看着百年校史馆关于恢复高考的陈展版面，自然想到了45年前我的高考及高考前的求学与工作经历。
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最后一年的我，上小学正好赶上轰轰烈烈的。好在我的家乡地处比较偏僻的晋北雁门关外黄花梁下的山阴农村，教学秩序受冲击不算太大，基本没有停课。
开办在村东清代三圣寺原址经过改建的杨庄学校是一所7年制学校。南面的乐楼、钟楼、鼓楼建筑被完整保留，右边的鼓楼下是进出学校的门，的鼓早已经不知去向，挂了一口小铜铃，系一条绳子，用打铃提示上下课。北面正殿改成两个稍大的教室供初中两个年级使用（初中班有来远村的学生），正面东偏房、东厢房以及部分西厢房是低年级教室，办公室、教师宿舍、伙房占用西厢房其余部分。院落呈方形，地面铺以砖石，作为课间活动及做体操的场所。院里有3棵参天大杨树，东北角两棵，西南角鼓楼旁一棵，需要三四个方能合抱，高足有五六丈，树阴覆盖大半个校园。
我的5年小学和2年初中都是在这里完成。学校挺正规，七八位老师绝大多数都是师范毕业，只有一两位是民办教师。他们的教学水平普遍都好，而且认真负责，语文黄兴礼老师、数学崔化乾老师尤其好，为我们打下良好的基础。我这个班和下一年级共有3位学生分别在1977和1980考上大学，下一级的陈建国考上地质学院（现已并入大学），原先与我同班初中退到下一级的剧锦文考入大学，后来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知名经济学家。
写到这里，想起一件有趣的往事。大约在小学5年级时，我和剧锦文为太阳和地球究竟谁绕谁转这一问题发生争执。我认为是太阳绕着地球转，理由是太阳每天早晨从东边升起，傍晚从西边落下，我们每天都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还有另一首唱到“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而且，我们生活在地球上，你能感觉到它在转吗？这些理由“足以”说明是太阳绕着地球转，而非相反。但是，剧锦文认为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谁也不了谁，就打赌去找教课的G老师也是我们的校长求答案。
G校长听了我们的争论，毫不犹豫地站在我这一边，理所当然地告诉我们是太阳绕着地球转。尽管我赌赢了，但这显然是一件断错了的“冤案”。剧锦文的爸爸在大同煤矿工作，他妈妈和小弟弟妹妹都住在大同矿务局口泉镇上，到了上学的年龄才回村。每逢假期他就到口泉住一段，他的眼见因此要比我们这些从未离开过乡村的孩子们宽，书本以外知道得也比我们多，很可能在口泉的书店他看到过关于天文地理方面的科普读物，知道地球自转和绕太阳转的常识，但就是表达不清楚，不了别人。
上初中两年，印象最深的是乒乓球。当时，中国的乒乓球水平已是世界一流，全国人民都喜欢乒乓球，无论城乡到处都有乒乓球台，尽管很简陋。1973年第32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南斯拉夫的萨拉热窝举行，经过激烈角逐，尽管男子团体输给队获得亚军，但在随后的男女单打比赛中郗恩庭、胡玉兰分别夺得世界冠军。学校订有《》，知道了这些令人鼓舞的消息，也知道了许绍发、李景光、刁文元、梁戈亮、、张立等这些著名乒乓球运动员的优异成绩。全校师生打乒乓球的热情高涨，学校在还算宽敞的乐楼（古戏台）中间砌了一个水泥面乒乓球台，每逢下午课后，老师和学生们就进行乒乓球比赛。
黄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组织我班师生打比赛。季少荣同学长于大力扣球，打球姿势潇洒，但疏于防守，失误较多；黄老师人高马大，善于发球和左推右攻，两边调动，赢球率较高；我本人以防守稳健见长，很少进攻，基本不会扣球，但步伐灵活，取位离台面稍远，防守面大，能防回对手的大部分攻球，且很少失误，所以往往是最后胜利者。
高中两年是在山阴一中完成。正赶上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入学取消考试，县里给各初中分配名额，由大队选拔推荐，能上高中的比例不高。由于我在初中学习成绩好，我父亲又在县里工作，所以顺利被推荐去上高中，当年我们初中班30多人一共有8个同学得以去高中继续上学。
山阴一中当时是地区重点中学，当年从全县招收6个班300多学生，师资力量很强。给我班上课的语文江荫褆老师、数学秦占业老师、物理李成林老师、化学王森老师、历史黄万年老师等，大都是省内外著名本科院校毕业，年富力强，经验丰富，教学水平很高。无奈，教学大不好，工宣队进驻学校，学生既要学工，又要学农，就是不好好上学。课主要是评法批儒，写批林批孔的文章，办墙报、出板报，没有上过地理课。
学生入学就没有经过考试选拔，学业基础参差不齐，想学习的少，不学习的多，课堂教学质量难以，真正是了这些好老师的心血。我们班将近60个人，配备的是全年级最好的老师，但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和中专者不过3人，同年级其他班也大致如此。
一件是一位同学。我们班同学分两种情况，家住县城的走读不住校，家在的吃住在学校。一间约 14平米的宿舍住6人，2/3的面积是一面能烧火的大土炕，1/3是炕下走道，并没有放东西的空间，同学们只能在墙上钉上一个大钉子（或木橛子），以便挂个能装杂物的袋包。一位担任班干部的丰同学在他自己炕铺脚下的墙上钉木橛子时，打穿了隔墙，而隔壁住的又是女生，这下事情就严重了。意识很强的工宣队领导认为这位同学是耍，想透过墙洞窥视女生，于是在全班开会。会上大家纷纷那位同学。
我当时也是班干部之一，并不认同工宣队的看法。我认为那位同学不知道墙上排烟道的，恰巧钉在中空的烟道边上，所以钉穿了隔墙，是无意行为，并不是想看什么。会后工宣队员找我谈话，我注意立场。因为这件事，这位同学受到处分，他的班干部职务被撤销，从此人也变得低沉了很多，据说毕业后日子也过得不好，是不是受了这次处分的影响就不得而知了。
另一件是我的一篇作文。大概是高二第一学期，根据学校安排，我们班到进行学农劳动，和村里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大概有两三个星期。我们分成小组，自带行李，住在村里一位大娘家中，干的主要是挖渠的活。
学农结束返校后，老师让我们围绕学农收获写一篇作文。作文中我赞扬贫下中农热爱集体、关心集体，用了“爱社如家”这个词来形容。语文老师也是我们的班主任刘老师在作文本上批语，提示我“爱社如家”的形容不妥，低估了贫下中农对集体的热爱，降低了贫下中农的思想境界。
我当时很是纳闷：把集体当作自己的家来对待还嫌低，那他该怎么个热爱集体？后来有所，可能因为刘老师家庭成分较高，说话办事格外小心，生怕因为言语 “不当”被抓辫子扣帽子，所以才认为社员“爱社如家”境界还不够高。
1976年1月高中毕业，由于是农村户口，我回到了家乡杨庄。一道进驻我村的还有一支“创业队”。创业队将近20人，队长是插队青年H某某，其夫人L某某同样是北插，不久也从外地转来做赤脚医生，副队长是往届高中生G某某，山阴一中39班班主任武老师和他的十几位学生是创业队的主体，后来还来了一位干部老刘。应当说，创业队初衷还是想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一番，尽管人员构成比较复杂，各人还可能有各人的想法。他们算是一个集体，吃住基本在一起，自打进村就成了村里的领导者，对村民实行半军事化管理。
我和创业队共事整整一年，还拿出我家一间空余房屋供老刘居住，起初是比较支持他们的工作的。但是对他们的一些做法并不认同。比如：青年社员下地干农活要整队出发，铁锹要用手托住锹刃，扛在胸前，还要边走边唱歌，搞得像战士出操一样；再比如：对犯了所谓错误（实为对他们的做法不满）的社员采取强制措施，甚至，我对这一点尤为反感。久之我就成为创业队某些领导眼中的反对派，尽管并没有受到直接，但当我提出要到县粮食局工作时，他们卡住不放行。最后，还是粮食局马福（刚从合盛堡岗位调去）帮助将我们全家户口迁出杨庄才得以成行。
实事求是地讲，创业队并没有在我们村创出什么业。前后也就几年便赶上，创业队这一时代的特殊产物也就偃旗息鼓，队员们很快离开我村，各奔前程了。倒是他们做过的一些事情仍然给杨庄留下了痕迹。比如：为了将木瓜河水库的水引上村里的山坡地，拿出大量劳力和资金挖渠、打洞，建引水工程，结果因为缺乏科学设计和施工半途而废，一滴水也没引上去，不仅，没有百姓不说，反而还造成一个梁姓社员因工伤而终生残废；还有，将村西田地中多处坟园在没有征求其后人意见的情况下，也没有做移坟安排，而是夷为平地，相关人家敢怒不敢言，造成很不好的影响，直到创业队离开杨庄后坟园才得以恢复。
1976年还有一件事印象非常深。9月的某一天，正在地里干活，突然从喇叭里听到一个消息：伟大毛去世了。当时的感觉真就像天要塌下来，没有了毛，国家由谁来领导？中发生什么事情？活也干不在心上了，大家陷入对伟大深深的思念当中。
1976年这一年对我来说很不一般，亲身学习、体验了四季的多种农活，经历了由顺境到逆境，对身心的历练价值不小。结束一整年的农村劳动生活，于1977年初来到山阴县粮食局当公务员。这要归因于我父亲是粮食局的干部，而且与刚从合盛堡调来的马福关系很好。正巧原来的公务员丁某某参军走了，于是在我父亲的要求下，马出面将我和我母亲及两个妹妹的户口从杨庄迁到县城的岱岳化家岭村落了户，使我得以离开农村，以临时工的身份开始在粮食局一年的工作。
那时的公务员远非今天的公务员，实为县里一些重要机关单位的跑腿勤杂工。粮食局在供应短缺时代是和商业局、供销社同等重要的一个机构，全县设有十来个粮站，不仅管着全县的粮食统购和仓储调运，还管理着全县所有非农业人口的粮食定量供应，下设两个粮油门市部。由于山阴县地处塞外雁北高寒地区，粮食产量不高，基本不种小麦，市民供应粮当中白面（细粮）所占比例很低，农民长年基本见不到白面，每到过年想吃一顿饺子都犯愁。买粮以及到饭店吃饭需要粮票，出省的话还需要全国粮票。因此，粮食局是当时很吃香也很重要的单位，所以才设有公务员这个岗位。
公务员的主要职责有：整个粮食局大院以及所有办公室、会议室的洒扫尘除、卫生保洁，冬天每个办公室取暖煤炉子的生火、掏灰、烧水；收发和信件，到县委和机关取、送文件，为此单位专门配备了一辆二八大杠公用自行车；开关大门的门卫工作，还管理着几间客房，每逢粮站主任们来局里开会，行李不够用就到县招待所零时租借（并不收费）。这时候二八大杠就配上大用场，我可以一次性拖回六七床被褥加枕头，如果是冬天当然还要生火烧热炕，开会的时候要负责沏茶倒水；偶尔还协助秘书购买办公用品；下班时间，如遇急事还得出去叫相关人员，当时没有电话，只得骑自行车上门，还得想办法对付院里的看门狗；每逢节日还要写、口号和对联，并出去。总之，整个单位的后勤服务几乎都是由我一人负责，常年基本没有休息日。
做公务员最基本的要求是要勤快、麻利，而且要眼里有活。尽管属于临时工，拿着不到30元的工资，但存在感还是挺强，而且走在县里的街上和其他单位还有一些小得意之优越感，工作之余还可以看看，因此而没有完全中断了学习。
也正是这份公务员的工作为我的高考成功上岸准备了相对好的外部条件。大概在1977年10月份，《》登出国务院关于恢复高考的决定，但我本人对此事的反应并不。是粮食局马福主动问我参加不参加高考，我说想参加但没有时间复习，马说你的工作可以暂时放下全力备考。我问平时我的那些工作谁来做，马说这不用你操心。当然这件事也是需要上会由局领导研究决定，会上有的领导就提出不同意见：时值冬季，办公室生火、掏灰、扫地的活不少，公务员如果脱产复习，这些活谁来干？马说，这不是难事，由各办公室自己解决。
就这样，我得到非常难得的一个多月复习准备时间。大致做了个复习计划，找出能找到的课本，全面复习了文科要考的语文、数学、和史地几个科目，在数学上花了较多时间。当时，粮食局领导们的其他几位子弟同样报了名，尽管他们都考理科，但语文是大家共考的，所以在作文准备过程中我也得益于马。记得很清楚，马的二儿子治宇兄搞到了县里知名语文老师的作文押题范文，我也得以分享。
1977年高考是在12月上旬，考场上我并无压力，反而能够超水平发挥。当年山西高考作文二选一题目中的一个是“心里的话儿献给华”，这道题恰巧被押题老师猜了个不离十，因为有所准备，所以作文一气呵成，语文考试比较满意。
和地理因为单位订有，办公室墙上有地图可看，对考试亦大有帮助。记得很清楚，历史地理合考卷子中有一道10分的题，要考生答出一艘货轮由广州港出发到伦敦港，走最短航线要经过那些海、洋、海峡、运河，每列出一处得一分。正是得益于单位有世界地图可看，本人又喜欢没事盯着地图琢磨，对世界五大洲四大洋及主要海峡和海域有大致了解，所以这道题答得较理想，除了曼德海峡和直布罗陀海峡答不出具体名称，其余如南海、太平洋、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地中海、大西洋、英吉利海峡等必经之地都能答出；尽管名词“锋面雨”之类很专业的术语压根就没学过只能胡猜乱写，关于三元里抗英一段文言文翻译也小有问题，但总体上史地考得还可以。
一门自己感觉良好。但数学一科，尽管准备时间用得最多，考下来却觉得很不理想，连一道很简单的上下坡求平均速度的算术题都拿不准。所以，考完之后觉得考上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于是就开始一边继续公务员工作，一边重新学习高中数学，准备来年再考。但没想到的是，过了不久收到了县招生部门的体检通知。顺利通过体检后不久，又收到山西大学历史系寄来的录取通知书。
当年山阴县全县文理两科一共考上20个大学本科生，其中粮食局一个单位就考取了包括我在内的3个，引起小小的轰动，另外两位老兄马治宇和董有国分别考取大寨农学院和山西农学院。大寨农学院当时是全国重点大学，是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产物，开始是在山西省昔阳县办学，条件很差，不久迁到太谷县与山西农学院合并到一起。老家杨庄甚至合盛堡16个村好像也仅仅考上我这一个本科大学生。
实话实说，假如我没有机会去粮食局做公务员，仍然在村里务农；假如没有遇到马福这样而有远见卓识的好领导，让我脱产复习，我能不能考上大学真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尽管1977年给了广大青年参加高考的平等机会，但据我所知，一直在农村劳动的纯粹农民当年就考上大学本科的概率真的常非常之低。庆幸我遇上了马福这样一位有眼光又富于的好长辈，使我能够离开农村进到县城机关，进而“被动参考”又“稀里马虎”上了大学，从而改变了一生的命运。
还想说明一点，当年是在不知道成绩的情况下报志愿。我考了文科，三个志愿依次是山西大学、山西师范大学、雁北师专，报的都是历史专业或政史专业。一些考生尤其是农村考生为了保险起见不敢高报，而报了中专甚至技校，放弃了考大学的机会。我的表兄陈占珞就是这样被山西水利技工学校录取的。他出生在教师家庭，他父亲也就是我的舅舅，时期在日中城高小读书，毕业后在怀仁尚南头村教书。1951年参加工作当了国家教师，先后在山阴偏岭、燕庄教书，1959-1961年在杨庄小学当老师。1961年因饥饿退职回村务农，后又当民办教师。因此有家学传承，按他的基础考上大学，起码考个大专是绝对有可能的，但他没敢报。
那一年被录取的大学生，并不知道自己考了多少分，因为当时高考成绩被视作机密，既不公布，更谈不上查询，也不知校的录取分数线年之后毕业留校工作，我才从个人档案里知道当时我4科考了280多分，其中数学最差仅40分，史地和语文好像分别是78分，76分，最高89分，当年山西大学录取的最低分数线分。
（此文曾在新三届公号2023.5.5发表，题目为：高考前，我是县粮食局的公务员，这次刊用略有修改）
“乡贤”是中国传统社会乡村的一种重要角色。古代中国有“不下县政的治理传统”，乡贤成为乡村治理的主体。“乡贤”一词始见于东汉，时称“乡老”，是指在乡村有号召力，个人德行能作为表率的人。明代开始，另一个词“乡绅”逐渐被使用，一般是指 “乡宦之家居者”。到了清代，概念有所扩大，将非在乡的贤德人士也纳入乡绅当中。
新中国成立前，乡贤是乡村治理的核心，承担着政策宣讲、乡里等职责，是稳定乡村社会秩序，传承引领一方风气的重要力量。能被称为乡贤者一定是品行端正，学识和才能出众的社会贤达。乡贤受人尊重，有较高，能在家乡故里发挥重要作用。
正因为如此，古代的方志中一般都辟有“乡贤篇”，州县的文庙附属建筑往往设置有乡贤祠。当然，能进入乡贤祠者为数不多，更多的是不入祠的普普通通乡贤，他们在当地能发挥良好作用，在百姓中具有上好口碑。
当今社会，从家乡走出来的成功人士具备成为“乡贤”基本条件者不在少数。如果你的家乡在农村，有情怀又有条件回馈家乡，不妨以古代先贤为范，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义举，算是对养育你的家乡以及父老乡亲的一种。
当前的中国，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农村人口尤其农村中社会精壮流失严重，集体经济式微，农村学校教育日益萎缩乃至消失，乡村人才极为短缺，在乡村居住和生活的主要群体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农村空心化问题不断加剧。这样的背景下，以何种方式回馈家乡报效父老呢？在我看来，大致有两条线。
一条途径是回家乡做“新乡贤”。曾在外从政，或在外从事教育、科研特别是做农业科技，或经营实业等，如今告老退休后，返归家乡故里，在乡村担任某种职务，比如村委会主任，科教文化顾问，合作社领头人等，以自己的知识才能服务父老乡亲。形式上可以常驻乡村，也可以间歇性居住。我所认识的朋友中，就有从领导岗位上退休后回家乡出任村支书、村委会主任的，也有科研工作者退休后担任农牧业技术顾问的，有实业界人士组织引领农村经济合作社的，还有从部队退役后回家乡植树造林的，等等。但总体而言，上述此类近乎全职服务的情况为数不多，因为其中有很多现实障碍难以克服。
另一条途径是为家乡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义举。我把它叫做“乡贤行为”，这可能是回馈家乡更易于兑现的。家乡是我们祖辈世代居住繁衍的地方，是我们的根祖和灵魂之神圣居所，是我们人生的起点和成长的摇篮，是我们接受启蒙教育的地方，为我们后来发展成才奠定了基础。家乡养育了我们，那里有我们的族人、亲戚和村亲，有我们的发小、同学，当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做些事情的时候，回馈家乡、反哺父老就是我们的义务。正如一首歌唱到：“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爱国当从爱家乡开始，给家乡做贡献就是对国家做贡献。在这方面，我想说说我家乡的一些人和事。
家乡杨庄村，是山西省朔州市山阴县合盛堡乡的一个不大的行政村，地处塞外的黄花梁脚下，桑干河的一条支流木瓜河从村南流过，尽管我们的这条母亲河现在已经断流，但她几百年来着家乡曾经背山面水的良居，儿时下河耍水、摸鱼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而且，家乡位于晋商开创的万里茶上，同时也在清代康熙以来晋中、忻州人走西口、走东口的必经之道上，外出谋生的南来先人们，走过杨庄翻越黄花梁后之后，才或东去或西行分道而扬镳。
因此，村中曾经开着不少车马大店，能数上来的就有大南店、二南店、大西店、万生店等，南来北往的商客、行人不仅为家乡生出了商机和生意，也带来了外面的信息和不同的观念，家乡因此而并不封闭，先辈们也见多识广，履有人才涌现。村中现在仍然保存着明代修筑的堡墙和清代大庙三圣寺旧址。
自明代立村，经过若干代的繁衍生息，到20世纪40年代人口达到七八百，而且是方圆数十里最早开办学校的村子。万生店剧姓大户人家的三儿子剧仲懋是一个有远见的文化人，早在1941年，他就创办了私人学堂，利用村中公产三圣寺作为校舍，招收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收取少量学费，采取复式教学的方式，亲自当老师进行启蒙教育。
经过大庙学堂初小教育的部分有志青少年，有的参加了的军队，有的进入山阴县城岱岳的完小，继续接受高小教育，变成当时的知识，进而参加工作，成为走出杨庄的第一代干部。我的父亲就是其中的一员。
山阴解放后，杨庄建起党支部，正式开办小学校，从土改、互助组，到建起生产小队，集体化道，成为合盛堡的一个大队。从50年代初到前这将近三十年，人民集体化背景下，实行所谓“所有，队为基础”的大锅饭生产和分配制度，经济发展极为缓慢，一个工分几毛钱，最差时仅有几分钱，许多家庭辛苦劳动一年还挣不够口粮钱，村里的缺粮户、拖欠户、困难户比比皆是，起码的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乡村的穷困面貌几十年没有改变。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后，粮食产量大幅提高，养奶牛、养羊、种植经济作物，多种经营得到发展，加上外出打工挣钱，村民的经济收入明显增加，许多人家建起新房新院，生活得到大幅改善，村容村貌也发生较大变化。
第一个是办学和上学困难。上世纪70年代算得上辉煌的杨庄学校，之后便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先是80年代初撤销了初中部，只剩下小学，学生上中学不得不到外地走读。除了正式教师的工资，国家对乡村学校基本没有经费投入，仅靠收取学费来维持学校运转。有些家庭又交不起学费，办学经费严重短缺。国家正式教师纷纷流向县城、乡所在地学校，村办学校不得不临时聘用代课教师充数，代教的工资要由村级提留来发放，难以。教学质量下滑，学生数量持续减少，到2010年学校彻底关闭。这样，家庭困难的学龄儿童少年上学就成了大问题。
第二个是新生的贫困户生活。土地承包后，尽管大部分农户通过勤劳致富，生活得到很大改善，但也有一些农户因为家中有人长期生病或突发重病，或因其他事故导致一家之主失去劳动能力，经济来源几乎没有，生活十分困难，靠国家低保救济。
第三个是村庄公共基础设施不足。由于集体经济几乎没有，关乎村庄日常生活的一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比如道的修建与，公共厕所的修建与维持，村庄卫生与垃圾处理，人畜吃水工程等，给村民带来新的困惑。
诸如此类的问题，村两委是很难妥善解决的。面对这种局面，在外工作而且有情怀的杨庄“新乡贤”们开始行动了。这些年他们做了一系列义举，帮助解决或缓解这些问题，同时还主动开展了一些其他文化建设类公益事业。
一是赞助修建校舍。农村学校办公经费主要靠学费，而校舍更新维修，桌椅板凳的，村聘代课教师的工资，学校烧水做饭、取暖所需煤炭等，都要由村里出资解决。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学校就难以继续办下去。
1998年“普九”工作开始，上级要求村子盖新校舍。在外工作的杨庄人在村支书的动员下，主动承担起新盖校舍所需建材和工费。段连章承包了砌墙的所有红砖，秦瑞章送来了房屋所需全部门窗，张善现场掏出5000元，并且说先开工，不够我再筹。正是在这些有情怀的杨庄力资助下，6间崭新的教室如期完工，极大改善了小学的办学条件。
二是捐款修。2004年，乡里下达修筑村与村之间的乡村水泥任务，只提供部分资金，尚有近十万元缺口让村里自行解决。这可难住了村两委。在外工作的杨庄人闻知村里的困难，主动倾囊相助，赞助费从太原、包头、辽宁、朔州、山阴县城等地纷至沓来，没有多久就凑齐了所需经费与物资。其中贡献比较突出的有：、张善、张顶兄弟三人共出资18000元，剧世锋出资10000元，段连章出资3000元，郭加富出资2000元，还有其他人也捐了款，秦瑞章、韩玉贵各出水泥20吨，徐进、杨国斌合出石子1043方，了公的顺利完工。
三是成立同乡联谊会助困解难。县城及外地工作的杨庄人，在企业家和曾任村党支部后在山阴安平煤矿工作的陈禄凡的召集下，于2007年正月正式成立起杨庄。这是全县第一个村庄同乡联谊会。成立大会当天，大家踊跃捐款，你一千，我五百，他三百，还有二百、一百、五十元的，很快收到会费8000余元，作为帮助乡亲解决困难的基金。
此后十年间，几乎每年清明节，同乡联谊会从各地赶回村里扫墓祭祖的同时召开年会，总结上年工作，商讨下年计划；公布上年会费收支明细，交纳下年度会费。
会费和捐款主要用作逢年过节看望慰问困难户和老人，资助交不起学费的家庭供孩子上学，励考上大学的困难户家庭，写挽联送花圈吊唁死者，并对家属提供慰问金，看望、捐助重病患者，等等。这里仅举几例：
早在酝酿成立的2005年秋，后来的陈禄凡、段连章、秦国武等，一次性替28名困难学生补交了1260多元的学费，还给学校捐款500元，并给特困户子弟交了书费、买了书包及学习用品。
2010年4月，村民剧世德突发脑溢血，住院交不起钱。长陈禄凡，副会长季少荣、秦国武火速赶到医院，当场把及他们三人的捐款共800元交给他的两个女儿。受义举的，村党支部组织村民自发捐款8000多元，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剧世德接到乡亲捐款时，握住支书季少荣的手放声大哭。医院的医生和看病的患者夸赞说：“如今还有这样的新鲜事，杨庄真是好村子，培养出这么多优秀有德的人才”。
2012年夏天，因病极度贫穷的剧世杰不幸去世，留下年少的孤儿和寡母，根本无力打发逝者。主动出资2300元替他们购买了棺材，协助村两委体面地料理了后事，并给家属留下慰问金。
这些雪中送炭的，不仅解决了困难户的燃眉之急，而且对营造良好的村情民风起到极好的引领效果。
2011年8月，村人段连章在山阴县城的小城超市发生火灾，陈录明的小卖部也被殃及，损失惨重。村党支部立即组织村民捐款。当季少荣将乡亲们的爱心捐款及时送到后，段连章、陈录明得热泪盈眶，激动之情无以言表。
另外，村民张世清妻生重病、剧世杰脑梗住院、四川汶川发生地震，等等，村民每次都捐款相助。全村就是一家人。一人有难、八方支援，成为杨庄村民的共识和行动。
2010年10月，建国前参加，后参加空军赴朝作战的离休老干部张洧从包头回来，带领全家20多口人回村祭祖省亲，村支书季少荣热情接待。他老人家看到村里的巨大变化，了解到村民和睦、村风良好，非常高兴，当场捐出两万元。季少荣再三推谢，将捐款转交给同乡联谊会作为义举的经费。
四是编写村志。中国自唐宋以来就有修志的传统，特别是明清两代各府州县多有编修。以来，我国省、市、县都普遍组织编写了方志。一些知名度较高的村落比如昔阳大寨村、平顺西沟村、阳城郭峪村等，也编撰有村志。这些都是行为，或是村两委组织编撰。而我的家乡杨庄村志的编写则是由新乡贤完成的民间行为，这恐怕在全国也极为罕见。
自古以来，位于交通要道上的杨庄村地灵人杰，民风淳朴，在十里八乡的影响就比较大。在年代，杨庄村参加解放军的人数在周边几十里内是最多的，军烈属同样最多。杨庄村党支部在周边黄花梁一带成立最早，培养出的干部和大学生在周边村庄数一数二。这都是家乡引以为傲的地方。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老辈人的逝去，村里的许多往事濒临失传。于是，两位“新乡贤”企业家和自学成才的陈武，一个出资，一个出智，义无反顾地担当起编写村志的重任。经过四五年的辛勤努力，反复修改，耗资约10万元、字数达30万的精装本《杨庄村志》于2009年问世。第一版印行600册，在村里举办了隆重的赠书仪式，将村志分发到杨庄每家每户，包括在外地的杨庄人。并赠送到县、市、省级方志机构与公共图书馆。
这本村志自创体例，全方位梳理记载了杨庄村的山川地貌、风土人情、经济民生、历史与现状等各方面情况，收集保存了大量珍贵资料，成为了解杨庄村过去和现在最好的工具书，极大提升了家乡人的自信心与自豪感。同时开创了乡贤自费修志的先例，在县、市乃至省级层面引起不小反响。
五是为村民安装自来水。近年来由于水位下降，杨庄村民的人畜吃水问题愈益严重。2015年，申请到县水利部门专项资金20万，但距自来水工程建设预算所需还差很多。“新乡贤”主动出资30万，了工程如期竣工，为杨庄家家户户装上了自来水，彻底解决了村民的吃水困难，大大提升了村民的生活质量。之后几年中又陆续拿出7万余元，用作租水井、交电费、更换发电机、设施管理与等。为了感谢的义举，村两委及全体村民特地勒碑以纪。
六是编写学校教育史。教育是文脉传承的根本依托，学校是乡村人才培养的摇篮。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农村教育非常重视，农村学校走过了初创、发展、鼎盛几个阶段后，在40多年的进程中，又经历了下滑、萎缩乃至在大多数农村消失的痛苦。
家乡杨庄学校的历程与这一大趋势基本同步。初创于上世纪40年代后期，50年代一直是初小，到60年代中后期有了高小，70年代初办起了戴帽初中，学校巅峰期。进入80年代从撤销初中开始，学校滑入下行道。办学困难越来越多，学生数量越来越少，教学质量难以，到2010年学校彻底关闭。
家乡没有学校已经十多年了，原来充满朝气和活力的校园已经坍塌破败。几代从家乡学校走出的杨庄人，但凡提起学校无不感到遗憾和悲凉。上学时的情景也不时出现在我的梦里。
去年中秋节假期，毕业于大学经济系的小学同学剧锦文研究员回太原走亲戚。我们相约见面，无意中谈起了我们曾经的学校。在场的我俩及陈建国三人都觉得应该写一下杨庄学校的历史，为杨庄人留下点记忆。不然的话，再过几十年，随着这几辈人的渐渐老去离世，恐怕再想写也没人能够回忆起来了。
于是，作为恢复高考后杨庄村第一个考上大学，而且是学历史的本人，顿时觉得这件事已经非常迫切。行胜于言，说写就写。从2023年10中旬开始，我放下其他事情，全力着手操办这件事。
很快起草了写作设想，提出了出书计划，书名暂定为《山阴杨庄学校教育源流记忆——新中国一个塞北村庄的办学样本》。大体包括以下内容：
前言：说明事情缘起；序：说明这件事的必要性和历史价值；正文：杨庄学校教育始末；忆文：学校与上学追忆，通过约稿和征文得到。约稿和征文的主题是：我和杨庄学校的情缘。文章由我来编审定稿。
经过两个多月紧锣密鼓的推进，到现在书稿已写完成。我负责的正文“杨庄学校教育始末”已写了两三万字，大致成型；发动杨庄成功人士撰写的回忆已经收到50多篇，而且质量大都不错。下面我计划着手撰写前言，并约请相关学者为本书赐写三个序。
所有完成后，打算找一家公司排版。第一版计划印刷不少于600本，只赠与不售卖。作为资料，只要是杨庄人每户起码一本，不论是在村里的还是在外地的。再就是作为农村学校教育资料，向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县市省方志机构、县市省公共图书馆等单位赠送，既发挥史料作用，又可作为相关研究的参考。
这样一本书，既要投入大量精力，又要花费一定的资金。作为恢复高考后从杨庄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本人十分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拿出这笔费用，向村里的“新乡贤”们看齐，算作回馈家乡尽的一点义务。
这些义举的完成，除了富有情怀的新乡贤们奉献外，村里的两委，特别是村支书这个领头人起到关键作用。他必须同样有情怀、有能力，且，受人尊重，要为身在外地的家乡人守好家园，为回村祭祖探亲的在外杨庄人营造良好的氛围，让游子们感受到回家的温暖，凝聚起大家的乡情。只有这样，当村里遇到困难时，在外的家乡人士才会积极响应，伸出援手，雪中送炭，帮助解决问题。
非常庆幸，杨庄就有这样一位老、老支书：我的发小季少荣。他在杨庄长时间担任支部，十分注重联络与维系与在外工作生活的杨庄人的感情，是上述诸多乡贤行为的直接或间接促成者。如果没有他当支书并联络散居各地的乡亲，这些事情究竟会不会发生，或者即使发生了但结果会如何，真还不好说。
（此文新三届公号曾发表于2024.1.30 题目为：回馈家乡 桑榆非晚：熟透后的新三届可践行某些“乡贤”角色，这次刊用略有修改）
作者简介：张世满，1959年生，山西山阴杨庄人，曾在杨庄学校上小学、初中7年，在山阴一中上高中2年，1976年在杨庄大队劳动一年，1977年在山阴县粮食局工作一年，1977年考上山西大学历史系。1982年1月毕业留校工作，在职取得博士学位，历任历史系助教、、副教授、教授，硕士生、博士生导师曾在波兰华沙大学、日本立教大学留学，担任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10年。从事历史学与旅游学教学与研究。撰写或主编《逝去的繁荣：晋蒙粮油故道研究》《旅游与民俗》《走遍山西》《文物单位价值评估标准体系研究》《旅游规划编制体系创新研究》等著作、教材十几部，发表论文50多篇。从2013年开始主编《山西旅游绿皮书》年度报告，已连续出版11本，主编并出版《山西省志▪旅游志》（1998-2017）。2022年主编山西大学历史系77级同学忆文集《我的大学我的班》。被教育部聘为博士硕士论文评审专家，是山西省旅游发展咨询专家，山西省关公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山西省古都研究会学术顾问，山西大学教学督导组专家。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