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那些成功人物的经历，好多时候我们是太着急了，总是想一下找到一条捷径，从此一切变得容易起来。实际上，哪有那么多捷径呢，不过是把弯走成了直而已。今天小编为大家写议论文分享几个脚踏实地，不急不躁的故事做素材。
敬一丹，曾先后就读于学院工农兵班、学院研究生班。1988年加入，曾任《焦点》主持人。
1976年，在小兴安岭青河林场当知青的敬一丹，被推荐到学院工农兵大学生班学习。工农兵的学制只有两年，没有开设英语课，学习条件也很艰苦，甚至播音专业的小课要在宿舍里进行。
带着太多遗憾，敬一丹回到了人民。没过多久，她发现自己的写作能力下降了。“天天播音读稿子，自己不会写东西了。这样下去不完了吗？”敬一丹想再次深造，途径只有一个，考研究生。
在偌大的，敬一丹的视野里找不到一个文科的研究生。想借鉴经验是不可能了。为了了解题型，她第一次走进了考场。在英语考场上，敬一丹平生第一次看到了英语试题。“那时候，我勉强认全了26个字母。怎么连在一起都不认识呢？怎么别人都会呢？”
敬一丹说，在不能提前交卷的30分钟内，她只能这行填上A，那行填上B。“深深地自卑啊，那种自卑就像是一个文盲遇到了识文断字的人一样。”出了考场，敬一丹下定决心，学英语。
这次考研还有一个重要收获，敬一丹是在考场上与丈夫相识的。他的丈夫是75级考生，要考经济学院，也没学过英语。“我第一次没考上的时候，我在犹豫，还考吗？他说当然考了，一点儿没有犹豫。”敬一丹说。
就这样，敬一丹在周一、三、五学习许国璋英语第三册，二、四、六学习第四册，周日还去上托福。在这种强度下，敬一丹进了三次研究生考试的考场，最终英语66分，考取了学院的研究生。
在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时，有着多才多艺的一面。他喜欢读史书，文笔很好，经常在校报上发表文章。的体育好，围棋下得也很不错，在学校甚至达到了“独孤求败”的境界。
像这样出色、优秀的人，没有人怀疑他将来如锦的前程。可人算不如天算，在那个大学生包分配的80年代，毕业后阴差阳错地分到了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工作，这与他的理想相差甚远。
但是，倒也没闲着。他平时爱读史书，还经常写些散文、诗歌、小小说等，然后寄给报刊发表。喜欢电影，文字版《大众电影》里的文章，他能大段大段地背出来。因为在图书馆上班比较轻松，在这期间，他把自己喜爱看的电影几乎看了一遍。什么好莱坞、经典影片及前苏联和朝鲜电视剧等等，他都看得津津有味。
这些老影片为以后做编剧、导演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就拿他的成名作《潜伏》来说，情报工作者用收音机来传递密码，这个创意来自前苏联电视剧《春天的十七个瞬间》。颇有感触地说，自己能取得今天的成绩，还真得感谢当图书馆管理员的那些日子。
在图书馆一待就是7年，当时的实在无法这样庸碌的日子，他决定靠自己的力量寻求出。摆在他面前的出似乎很狭窄，只有考研或考托福。
这时，的一位大学同窗，你既然那么酷爱电影，不妨去试试报考电影学院。动心了，他在图书馆借了很多电影方面的书籍，静下来备考。
1992年，参加了电影学院的考试。但他自知信心不足，考中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在考专业课的时候，他并没有急着做题，而是先把考题抄了下来，然后才开始答题。果然没出他的预料，这次考试他落选了。
因为抄下了考题，有了明确的备考方向，思也比先前明朗了许多，开始乐此不疲地为来年的考试积极备战。第二年，他如愿以偿地被电影学院导演系录取了。
九把刀，本名柯景腾，交通大学管理科学系学士、东海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硕士。2011年导演作《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成为非常卖座的电影。
我考研究所，其实是因为大学念错系。我大学念交通大学管理科学系，当初会去报考是因为想追沈佳宜（注：九把刀作品《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故事主角），所以跟着她去考，没想到她没考上，我念这个系也不知道要干嘛，就告诉自己：一定要在毕业前找到未来的方向。
所以大学期间，我大量尝试去修各式各样的课，开始对学有兴趣，而且想当社会线记者，于是跑去修社会学的课；结果反而逐渐找到对社会学的强烈兴趣，决定考研究所。我觉得大学可以读错系、可以考不好，但是一定要为自己负责。
我考的第一年，还跑去隔壁的大学旁听，甚至只报考清大社会研究所这一间，当时真的好努力、好想考上。
口试的时候，我告诉教授我的研究计划。第一个是我想要故意犯个小罪，被居，研究细微的展现，再请教授我，跟说：“谢谢你，我们在做学术研究。”
第二是一只流浪狗，研究喂养他的居民感情会不会更好？结果教授们听了一直狂笑。最后，我的笔试成绩比平均高20分，却因为口试成绩太低，总分差0.5分而落榜，当时真的很不甘心。
虽然第一年没考上研究所，我很珍惜重考那年，让我看见另一种可能。当时我开始兼家教，家长替我找了一间三层楼透天厝，屋主出家四海去了，每次她回来，就对着我念心经，好像要超渡我一样。那一年，我常常一个人在家，不停写小说，一年写了30万字，反而找到了未来方向。
考前2个月，我卯起来读书。我专注熟读几个社会学理论，熟到可以用一个理论回答好几种考试问题，最后一口气考上了4间研究所。
何帆，武汉大学经济学学士、硕士，中国人民大学刑法专业博士。现为最高高级，业余从事法政题材作品著译，译有《官员的尺度》。
与许多从事人文社科领域研究的人一样，本科学经济学的何帆不喜欢数学，在考研时，他改选了。“学经济学的人喜欢通过数字解释社会现象，但中国还不是一个完全用制度治理的国家，无法通过经济学模型打造一个理想模式。相比之下，法律似乎更有用武之地。”
改换门庭的考研之，并非一坦途。1999年，何帆考研失利，“人生轨迹也好像被命运拦腰拍了一掌，从父母预定的商科小本——经济法小硕——银行职员径偏离，踏上了另一条未知之”。适逢武汉市招人，他阴差阳错地成了名。
按当时，何帆先到一线部门做巡警，处理街头巷尾的治安、刑事案件。在短暂的生涯中，他熟知了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第一次，是在大东门菜场。第一次追贼，是在小东门建材市场。第一次被贼打,是在四美瑭公园。第一次被群众误伤，是在解放公园天桥下。第一次巡逻时候捡到迷的小孩，是在楚雄大街。第一次巡逻的时候哭，是在亚贸广场。第一次遇到武，是在中南岗亭。第一次抬，是在洪山电信大厅……”
进入警队后，他决定再考一次研究生，因为工作了抽不出时间，他看书、复习都在巡逻车上进行。功夫不负有心人，何帆这次如愿考上武汉大学院，在职攻读硕士。
回首来，何帆不止一次庆幸自己大学一毕业就做了，而不是顺理成章地一直待在象牙塔，虽然他从警期间，仍在职攻读了硕士学位。
生涯让他真切体会到社会现实的复杂，接触到司法实践是怎么回事，感受到体制与人如何互相作用……这份职业，让他接了地气；这段经历影响了他此后的很多选择，也令他格外看重实践、看重知行结合。
“在工作中，我最讨厌这种人：说一大堆官话套话，最后落不了地”，他毫不掩饰对会说不会做、务虚不务实之人的不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