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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

※发布时间:2016-2-19 13:17:40   ※发布作者:habao   ※出自何处: 

  ▲迟:资深人、作家。生于1976年,毕业于大学中文系。曾任《南方周末》记者、《经济观察报》首席记者、《新京报》副总编辑。果仁小说出品人,《中国故事》发行人、主编。在数十家开设专栏,被认为以独特之风格商业史写作新方向。出版有《海信史》、《海信经验》、《联想局》、《别看我,看》、长篇小说《孔曰》等。图为迟在其联合发起的“地平线”非虚构创作者社群平台上线上。

  【编者按】谷雨在8月份采访了美国记者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他的“中国故事”不仅得到读者的认可,其非虚构写作方式也在中国的圈内引起广泛的讨论。其实,在中国也有一批非虚构写作的者,他们有记者、作家、学者,也有非职业的写作者。今后谷雨将选择国内有影响力的非虚构创作者,用的形式,共同探讨非虚构写作这个话题,分享他们的写作经验和经历。

  迟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非虚构写作者。北大中文系的薰染,记者从业的历练,使他成为一个既可以用诗歌捕捉最细微的情感颤音,又可以用故事书写传奇的写作者。在虚构的文学写作和非虚构的事实写作之间切换穿梭,既凭一时纷飞,也靠思考判断。因为咂摸过两种不同写作方式的调性,迟的感受必定是复杂的、醇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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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兴奋点在于,自己之前想做的领域,突然发现很多人都在做,有一种失散多年的老兄弟都找回来的感觉。

  谷雨:你作为发起人之一的地平线非虚构写作平台刚刚上线,为什么一开始就要把它做成一个公益项目,并且成立非虚构写作者联盟?

  迟:归根结底,非虚构写作的核心资源就是人。我原来做《中国故事》的时候,半个月就收到一万封,里面基本没有可用的,所以我们想把优秀的写作者放到一起,为他们的写作计划提供支持。

  “地平线”是我的朋友李凤桃推动的,今年年初有两个企业家找到她,想资助她做一个纯公益的非虚构写作平台。在国内,非虚构是一个很小的品类,几家平台基本上是属于被包养性质,公益或半公益,我们想把它打通了,大家一起把这个品类做起来。所以我们对作者作品的刊发通道和平台没有任何要求,他们愿意发在哪就发在哪,一切权益归作者,唯一的要求可能就是得说明这是地平线的资助项目。

  谷雨:为什么那两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业家愿意资助这样一个公益项目?

  迟:这些人很有意思,我跟他们见过面之后才发现,中国还有这么多如此有情怀的企业家。他们可以感受到自己正在经历一个剧变的时代,作为亲历者,他们感受很多却无法描绘,他们希望记录这个时代,描绘这个时代各种人在各种机构里的状态。最开始他俩想每人提供两三百万元,但他们又想让这个事情变得可持续,所以他们准备发动其他企业家一起,每人每年只支持几万元,那就可以持续做十年二十年。

  “地平线”这个平台还需要告诉那些企业家他们资助的是哪些人,所以我们需要联盟里的作者每半年提供一篇,旧作新作都可以。说白了我们变成了纯粹的中介,解决好的非虚构作者和有情怀的企业家之间信息不对等的问题。

  在美国,历史和传记写作一直虚构领域的主流,国内的话基本就是特稿写作,所以我们也会有一些偏重,除了常规的非虚构写作,还会在商业、历史、传记写作领域多做一些探索。

  谷雨:“地平线”这个名字是谁取的?

  迟:我们当时想了几个名字,结果微信公号都注册不下来,然后试了一下地平线,可以,那就它了哈哈。

  谷雨:做这件事情你的兴奋点在哪里?你自己有什么非虚构写作计划吗?

  迟:我的兴奋点在于,自己之前想做的领域,突然发现很多人都在做,有一种失散多年的老兄弟都找回来的感觉。非虚构这块我未来的写作计划是传记,历史题材的会比较多,比如说我一直想写隋炀帝的传记,然后想写写我老家那个村庄,做一个完整的呈现,这也是多年来的计划。

  谷雨:“果仁小说”现在怎么样了?《中国故事》是否给你留下了什么遗憾?

  迟:“果仁”在运营上存在失误,变现周期也很长,如果顺利的话我打算把它也变成一个纯公益项目。“果仁”给我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也耗费了我大量精力,这样下去的话我没办法做其他事。

  《中国故事》在媒介形态上的失误是最大遗憾。我们不应该把太多时间浪费在一个传统的形态上。传统出身,因为某种惯性,在媒介形态选择上会付出额外代价。算是判断失误,是教训。

  ▲ 非虚构版《中国故事》其中一期封面《教父周鸿》,撰稿:迟 薛芳。

  如果非虚构中加入一些虚构的叙述方法,结构设计上会变得更好,故事性更强,文章更好看,情感也会更加强烈。

  谷雨:哪些领域和题材是很值得写,但写得不够或不够好的?

  迟:我个人认为,第一个最值得写的就是商业领域,因为我们说这个时代是一个商业文明的时代,即使没有达到我们理想中的那种商业文明。但是整个商人群体,从创业家到企业家到投资家,他们是改变未来的人,写他们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这也是我这么多年一直很喜欢做的。

  第二个领域还是社会题材。包括最底层的物,最普通的生活,因为他们的命运是这个国家命运的缩影;还有一块我们常规说就是新闻事件的背后,命运因某一事件受到剧烈冲击的那部分人,因为有大量新闻工作者参与到这个领域,这块生产的量可能是足够多的。但最底层的,包括社会变迁这一块,记录成本非常高,且题材偏软,所以这个领域的程度和量还不够。

  商业领域大家关注较多,产量较大,但好的东西并不多。主要是因为写作者对商人和这个商业时代的理解不够,这跟自身阅历有关。举例说,大部分写作者二三十岁,他跟一个五六十岁的企业家对话,会很难理解他跟家庭、跟外部的利益纠葛,也很难理解对方那种微妙的感受。要么容易仰视,要么天然是一种俯视视角,很难平等对待。

  谷雨:那二三十岁的年轻写作者应该怎么办?

  迟:我的经验就是,人之常情。比如柳传志在家里其实就是看烂电视剧,庆后看抗日神剧,当然他们未必喜欢,但这个题材的受众就是他们这个年纪的人。其它的就只能靠一点一点去尝试,积累经验。我们写作的过程就是一个理解外部世界的过程。

  还有其实我挺希望中国的一些非虚构作者能掌握一些虚构技法,当然不是对事实的虚构和想象。如果非虚构中加入一些虚构的叙述方法,结构设计上会变得更好,故事性更强,文章更好看,情感也会更加强烈。

  我们的非虚构写作整体来说还处在一个刚刚开始的阶段。包括我们的写作计划完全是采用模仿的方式,而且模仿的还是那些在国内得比较多的,像《光荣与梦想》,还有一部分是史景迁那个写作模式,再加上一些所谓的特稿模式,也就是这几种。在各个领域都很少有能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

  题材很多,好作品很少,我一直也在想这是什么原因。写作能力只是一方面,更多还得靠天赋。但还是有些地方出了问题,可能是因为写作本身在中国是一件无法养活自己的事情。所以留下来的应该是真的愿意写的,这部分人应该得到真正的帮助。

  人会对高度戏剧化的东西保持,有些事情一出现你就知道它会成为非常好的写作素材,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上,但你一定会把它存下来。

  谷雨:对一个好故事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迟:节奏感加上比较好的文字,文字基本的优雅状态还是得呈现出来。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安妮普鲁的作品,她的小说有非常强的节奏感和阅读上的愉悦。还有维苏奈保尔,我现在越看他们的作品越喜欢。他们的作品是成体系的,比如奈保尔的《米格尔街》是松散长篇结构的短篇小说集,我的甘露园系列就是在模仿《米格尔街》的结构,我写的是中短篇,但是我希望它能有一个长篇的松散结构。

  谷雨:在虚构与非虚构两种类型的写作中,你如何进行题材选择?日常积累的素材如何应用到两种不同的文本中?

  迟:根据呈现的可能性。没法呈现的都先收集为素材,未来再进行小说创作。虚构类我比较偏重商业领域,一是我对这个领域比较了解,二是这部分我如果全写成非虚构的话一定会被人告死。比如说,有一件事这个行业里的人都知道,或者只有我知道,但是从任何人手中都得不到最原始的或最有价值的,你就不能写。那我就把它写成小说喽,真人真事假名字。其实在美国这种商业题材的小说是被细分出来的,比如最早西奥多德莱塞写的《三部曲》就常棒的文学文本。但中国所有跟商业有关的小说,不是商战题材,就是职场题材,统统列入通俗读物;我们的历史小说大部分也是这样,没有几本好的、严肃的历史题材小说。所以我想在这方面做一些尝试。

  我现在的优势是素材。大学毕业后我一直不写小说,不是我不想,而是不敢。读书的时候我非常羡慕那些写小说的人,他们的想象力得多丰富啊,才能写出那样的故事。2013年的时候我开始写故事了,因为我突然发现,新闻里面、身边发生的事,比你的想象力还要丰富。比如一家上市公司的人跑去澳门赌博,一年之间把整个上市公司都输掉了,很魔幻。比如王石的婚恋,跟刘强东和奶茶妹妹之间的故事一样戏剧化,用博尔赫斯的话说就是,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地点,换了几个名字而已嘛。

  谷雨:能用甘露园系列举个例子吗?好像那几篇小说里也有一些真实发生过的事,放在小说里你如何处理?另外,你真的住在甘露园吗?

  迟:甘露园是一个社区,我住在那一片其中的一个小区。那是最早的外交公寓,住了挺多比较有钱的人,体育运动员、二三线明星、导演、还有一些不大不小的企业家。在那里面连广场舞跳得都比较克制。很多细节完全是生活本身的,我的确经常坐在小说中“甘露园五号楼下的超市”门口喝啤酒,跟超市老板聊天。那个小超市是个很好玩的地方,门口有桌椅,每天会有各种人坐在那儿讲各种各样的和段子。

  小区里收废品的那个人的确挺有钱,身家过亿是没什么问题,开发商请他过来,所有物业公司解决不了的事情都可以找他,我们小区可以没有物业,但是不能没有他。收废品的人相当于甘露园的全能神,超市老板相当于甘露园的下水道没有他不知道的秘密,甘露园还有个,叫大妈。

  人会对高度戏剧化的东西保持,有些事情一出现你就知道它会成为非常好的写作素材,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上,但是你一定会把它存下来。

  《甘露园离奇命案》的灵感就来源于一则新闻标题:还俗手持双刀算命先生。这是发生在四川南充一件高度戏剧化的事,我把它写成小说,当然中间又融合了其它的商业故事。首先我设计人物关系时让他们变成了一对兄弟,然后在他们之间加入一条感情线索,再给他们设置上企业家的身份,这几个要素加起来之后故事就会变得丰满。还有很多段子可以用进去,比如那家在上市的殡葬公司,招股说明书上的东西就可以使用。那篇小说是我写得比较痛快的一篇。

  ▲ 2014年8月25日,一名算命先生被人在南充城郊潆溪镇的大街上。 澎湃新闻 慈亚圣 图

  谷雨:好像你更享受写小说。

  迟:会很多,完全不一样的感觉。非虚构写作你的每一个字都不能可疑,而虚构是你的每个字都可以可疑。写小说时你可以用一句话传递很多微妙、含混的信息,而且你可以布局,在结构设置上戏剧化。

  虚构写作最大的好处就是,我可以把无数个人的故事合到一个人身上。他既可以天天在那里布道,也可以私奔,可以跟他老婆发生股权纠纷,还可以有个私生子。当把这些符号凝聚到一个人身上,他才能高度戏剧化,这虚构没法呈现的。

  谷雨:十多年前你希望以《联想局》“确立企业史写作的行业标准,商业史写作新方向”,现在回过头再看呢?你计划以《联想局》为基础进行小说创作,这样拓展的写作空间在哪里?

  迟:《联想局》我很满意。有几家出版社想再版,但我不太想。因为联想之后的十年我没怎么关注,也没什么意思,这十年是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十年,联想集团是个硬件厂商。

  我想在原有素材的基础上把它改写成一个虚构作品。其实是想写一个时代,一个已经结束的时代,写一个失败者,并不是以柳传志为叙述原型。关于柳传志的那部分是真实的,关于失败者的那部分是虚构的,我可以以各种人物为原型进行叙事。

  谷雨:为什么写一个失败者?

  迟:柳传志只有一个,但跟柳传志同代创业的失败者却有很多。从失败者身上可以看到更多东西,情感会更剧烈一些。

  还因为我当时正好有这个条件,掌握了1984年以来大量的材料。我想以中关村那片为蓝本写,它能够承载很多东西,能在文学上和时代感上都有所呈现。可选择的人其实也不多,而我正好有这样一个机会,这比《联想局》再版有意义得多,也有意思得多,这个心思我已经动了很久。

  谷雨:你的写作风格较鲜明,是自然形成还是有意为之?因为要在新上,在篇幅问题上有没有什么考虑?

  迟:风格可能是慢慢形成的吧。新闻特稿的写作风格基本上是以前在《南方周末》就形成了,国外的作品读得多了,学着学着就也开始那样叙事。然后写得又比较顺溜,就改不过来了。

  其实我们在《中国故事》最大的尝试就是更大篇幅的商业人物报道,有四五万字,甚至更长,你可以放开了去写。传统因为照顾版面动不动就要删稿子,现在新的好处就是多个一两千字也无所谓。

  但我最近也在重新想这个问题,碎片化的时间不允许在手机上阅读过长的文本,五千字已经是一篇长文章合适的篇幅,再长的话到一万字也是极限了。连载是不行的,有一个解决办法是:长文章拆成两篇或几篇,逻辑上要关联,但是它又能成篇。就比如《米格尔街》,每一篇都有逻辑。再打个比方,写柳传志创业前的这一段历史,我可能会把它拆成三篇文章来写,柳传志在1964,柳传志在1975,柳传志在1984,类似于这样的关联。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谷雨:你写的商业报道中好像并不介意带入较为主观的判断,比如你写周鸿,采访了几次,每次大概多长时间?

  迟:采访了两次,每次大概几个小时,前期素材看得比较多,我一般是心里先想好才会去采访。首先你得对行业有所了解,对受访者有一个基本判断,然后采访的过程中去印证或纠正。就是已经给他画了一幅虚拟画像,这个画像我会天然地先去对应某个意象,文学上的也好,历史中的也好,这样的话更具体,就更容易找出关键词。

  谷雨:文章发表后你会在意受访者的反馈吗?如果他以后不愿再接受你的采访怎么办?

  迟:不采就不采呗,有那么多企业家呢。

  现在再看年轻时候的诗歌,它太漂亮了,仅此而已,年轻时候总是这样。

  谷雨:你觉得自己诗写得好还是长篇文字写得好?

  迟:现在回过头来看,好像我什么写得都不好。其实之前很久不写诗了,最近又开始写,是因为2014年的时候觉得自己写得东西太多了,文字的感觉找不着了,就想要不然重新写写诗,找找文字的感觉,写着写着就找回了一点点当初写诗的感觉。诗是我用来对自己进行文字训练的,是完全不功利、完全的,那种一两句的感觉随时可能出现,我就把碎片时间使用起来。

  最近看到有几个90后写诗写得真不错,应该是大学刚毕业的样子,那就意味着,如果他以后不写了,那么他一辈子的诗歌巅峰期就在那了。通常一个人写诗,第一个高峰应该是在大学阶段,足够多的时间,足够多的表达欲,而且没有其它压力。

  我记得我写诗写得最好的时候是96年到97年,还没大学毕业,那是我诗歌写作的第一个高峰期青春期写作,完全是靠和才华;第二个高峰期是成年之后,这时候已经对文字的华丽雕琢没兴趣了,开始更多地用朴实的文字传递某种意境,那是一些更微妙的情感。现在再看年轻时候的诗歌,它太漂亮了,仅此而已,年轻的时候总是这样。

  其实在写作方面,从读书时候起我对自己就没什么过高的期望。可能我写商业人物会写得好一点,这种短时间采访出来的东西跟阅历有关,现在我的年龄也比大部分记者大,可能会多一点阅历,更容易站在受访者的立场揣摩,写出来的人物就相对丰满。但跟国外的作品比,那还是写得很差。

  谷雨:差在什么地方?

  迟:一是我们在写作中投入的时间肯定是不够的,另外,在中国我们获取信息的程度,再好的企业家,都不会像国外很多企业家那样。这点跟这个国家里人的性格有关系,有些事情有些人到死都不愿意讲出来,那些秘密他要带进坟墓。所谓可以写年轻时干过的混账事,那叫风流,但老了以后的混账事就不能写了。

  写作对象未必觉着你写出来的东西是对的,但如果你开始触摸到一些更细腻的东西,跟他直接的感受更接近,那就很容易打动他,赢得他的尊重。

  谷雨:你怎样处理软文?

  迟:目前为止除了纯粹帮朋友忙不署名写的,我自己没有接过软文。但不排除以后不会,而且经过这些年的磨练之后我确实认为,我会成为一个软文高手。

  因为我很清楚如何在不各方利益的前提下,写一篇完全依托于第三方立场,有效达到目的的文章。我甚至可以写得让他们意料之外地高兴,只要那些东西是我发自内心认同的就可以,其实说穿了无非就是你赋予他一个明确的意义。你赋予他什么,他就是了。

  比如,我原先编过一篇采访李连杰的稿子,一开始李连杰那边还比较抵触,临发之前我改了几句,据说后来李连杰给记者打电话时都哭了,被我改的那几句话了。因为我给他做了一个定义:“当李连杰站在汶川地震的废墟上时,这个小个子比那些最有名的企业家更具企业家,就像一个巨人。”

  谷雨:你如何捕捉那种意义?

  迟:首先我是真的认可。把我放在商业这样一个版面上,我就要探索他跟商业之间的联系。捕捉这种关键的联系点我还是比较擅长的。再拿我写褚橙的那篇商业评论举例,大家为什么那么认可褚橙?它一定有一种超越了食物本身的逻辑在里面。写作对象未必觉着你写出来的东西是对的,但如果你开始触摸到一些更细腻的东西,跟他直接的感受更接近,那就很容易打动他,赢得他的尊重。

  ▲ 《米格尔街》,[英] V.S.奈保尔著;张琪译,南海出版公司

  我命令自己每天要写点东西,哪怕写首诗。之后我大部分的时间都会用来写作,所以我自己今后每天都要写5000字,至少。

  谷雨:可否向谷雨的读者推荐你认为值得反复研读的虚构和非虚构作品?

  迟:博尔赫斯的小说,安妮普鲁的《近距离》,奈保尔的《米格尔街》,还有卡波特的书,这都是我平时常看的。

  非虚构这几年好作品出得比较少,我看得比较多的是建英的《弄潮儿》,因为跟我关注的领域相关。瑞克布鲁格的《南方记事》我也挺喜欢,写的是他家乡的一些事。然后是国外一些传记性的。剩下就还是那些老的,《光荣与梦想》偶尔还是会翻一翻,更老的还有美国一些企业家的传记。

  经济学方面的书无论是萨缪尔森的还是曼昆的,我觉得有一套差不多了。其实我比较推崇加尔布雷斯的《自满年代》,通过案例去理解,不懂经济学的人也能看懂,对我们非专业的人来说很有帮助,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小品和案例》也是这样。

  谷雨:你曾提到过时间规划的重要性,目前你的写作量大概是怎样的?怎么规划自己的时间?

  迟:基本每天都写,也会利用碎片时间在手机上写一点素材, 慢慢锻炼自己2000字以内的文章就在手机上写。我命令自己每天要写点东西,哪怕写首诗。之后我大部分的时间都会用来写作,所以我自己今后每天都要写5000字,至少。

  谷雨:最后一个问题,施行室内禁烟对你在咖啡馆写作造成困扰了吗?

  迟:没有没有,进入写作状态以后我就忘了抽烟这回事儿了,反而是不写的时候抽得比较多。

  手记

  朝阳大悦城那片的某个咖啡馆,他对着一台用了五年的联想牌笔记本电脑,左手边是一杯加了浓缩的美式咖啡,右手握着被磨得有些发亮的鼠标,通常两三个小时就能完成一篇四五千字的小说。

  他是迟。10年前,北大中文系毕业没几年的他出版了原是为联想集团撰写的企业史,他要用这本《联想局》“确立企业史写作的行业标准,商业史写作新方向”。今年,迟为庆后写的传记即将出版,但因反复过多,他甚至生出了不愿署名的念头。

  第一次见到迟是在单向空间的非虚构写作沙龙,他首个发言:“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以一个人的身份参加活动了,之后我的角色应该是某个商业机构的经理人。”所以他连夜从山东老家赶回,赶赴这场有6位人参与的活动,为了告别的纪念。一个多月后我再次见到了他,他以地平线非虚构写作联盟发起人的身份接受采访,一个人。

  那次告别性的仪式之后他去了一家电商平台担任“战略与品牌副总裁”,接受采访的两天前他刚刚辞了职,在自己的社交上宣布:不再纠结,既然只会写东西,那就去好好写好了。问其原因,他答:“太无聊了,我干的就是一公关的活儿。”

  这个离开又回来的过程不止一次。迟曾供职于《南方周末》、《经济观察报》、《新京报》等。纸媒式微之时他创办《中国故事》,想将其做成全,之后又为原创小说平台“果仁”APP众筹,把自家新房的装修款也投入其中。

  传统出身的迟在新尝试过程中频频受阻“直到现在才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儿”。多年前他曾自己经营公司,实现赢利后放手不干,重回行业时说的话也跟今天一样那些工作太无聊了!

  但关于财富的故事从未停止,他以自己生活的社区为圆心写了一系列商业小说,有些不能被讲出来的人和事都出现在了小说里。他喜欢以非虚构的方式让小说中一些段落看起来真实可信,又擅长在报道中用小说技法烘托人物状态。非虚构版的《中国故事》里,周鸿是将互联网导回正途的“教父”,虚构版的《中国故事》中他则是那条对外部世界充满,觉得人人都要抢他残羹冷炙的“垃圾狗”。

  “企业”,这是29岁的迟脱口而出的理想,时至今日他已不太记得自己曾说过那样的话。那时被问及做企业比柳传志有什么优势,他回答:“年轻。”

  年轻时的豪言状语不知今后是否还有机会实现,再次重新出发的迟这次真的会踏下心来写下去吗?仿佛他自己并不在乎,在走过了无数条之后,他早已明白,上坡与下坡是同一条。(文/李亦儒)

  转自“谷雨故事”微信号(GuyuStory),腾讯文化合作,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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