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传媒联盟面向全国1847位大学生用户发起调查,其中42%的受访大学生表示“关注过不同类型的‘网红’”,47%的受访大学生表示“对‘网红’群体不感冒”,“对‘网红’有一定反感情绪”的受访大学生占10%。
“能带来欢乐积极向上态度的人都应该受到尊重,不能因为‘网红’两个字就打上一些莫名其妙的标签。”有网友在评论中写道。
浙江理工大学新闻学专业的吴应倩从高中时便关注微博红人苑子豪和苑子文兄弟。在吴应倩高三那年,她买了“文豪兄弟”的第一本书《愿我的世界总有你的二分之一》。彼时,她正经历语文成绩的“低谷”,当读到书中弟弟苑子文在高中瓶颈仍然没有放弃的时候,吴应倩被打动了。她把“文豪兄弟”当做榜样鼓励自己,她自己同样可以克服困难。
作为在微博上坐拥百万粉丝的苑子豪和苑子文毕业于大学,两兄弟凭借着2013年出版两人成长励志小说《愿我的世界总有你的二分之一》而走红。现在兄弟俩的每条微博,几乎都有上万个“赞”。更有人称他们是“两个青春飞扬的小明星。”
吴应倩关注着“文豪兄弟”公开的动态,对他们的品牌代言和相关活动也如数家珍。甚至在她的英语作文和平时的写作课作业上,“文豪”兄弟的影子无处不在。她表示更多关注到兄弟俩的人喜欢更多的是他们的作品和他们优良的品质而不只是帅气的外貌。
提到“网红”写手Priest,安徽师范大学大三女生杨茜渝打开了话匣子。相比于大12生肖排序多数同龄人对明星高颜值的追捧,20岁的杨茜渝坦言自己不属于“外貌协会”。在她看来,颜值是“网红”涨人气的重量级砝码,但如果缺乏内涵和,“再美的脸蛋也红不了多久”。
杨茜渝口中的Priest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是一名网络小说写手,被为“高学历网红”。公开的数据显示,Priest的小说收藏量突破15万。和众多人气作家类似,每当Priest更新章节,总能引起粉丝们的积极回复。
杨茜渝高二时偶然接触到Priest的作品,她把Priest视为自己的“”。她觉得,虽然网络写手只是Priest的副职,但是从作品的字里行间能够看出,Priest在每部作品中都展示了不俗的实力。
受偶像的影响,大学选择了中文系的杨茜渝如今也了写手的。今年1月以来,杨茜渝忙着更新自己的作品,虽然到目前只收获了10位读者收藏、3朵鲜花,她仍觉得即便只得到一位读者的认可,自己也有莫大的满足。
日常喜欢化妆和拍照的大学生白彦心,在微博上关注了“时尚博主”,“美妆博主”等“网红”接近500位。 她关注“网红”们的日常生活,穿搭推荐,也会阅读不同美妆博主的推荐微博,帮助自己在购物挑选时“不失手”。
“我觉得‘网红’就是一群在某些方面比我们强的人,他们不像明星或者其他名人那样高高在上,我们普通人也可以接触到。”叶予提到了自己和“网红”的一段经历。
有次,叶予想找一首曲子,但因为版权问题,该曲尚未在网上公开。后来,“网红”迪迪帮助了他。迪迪是位音乐制作人,经常给歌手们谱曲。在一个直播平台上,他有近10万的粉丝。
去年8月,叶予来到参加演唱会,和迪迪在线下见了一次面。“我们聊了很多关于音乐和人生的话题。”叶予回忆,那段时期自己一直在纠结要不要正式往音乐方面发展,迪迪坚定了自己的信心,“迪迪告诉我,做音乐关键是要有心,音乐圈里有不少人都是半出家的,有些甚至没有经过科班训练,但都成了很好的制作人。”
在得知叶予想正式学音乐后,迪迪还成了他的键盘老师。“迪迪很愿意正想学习的人引,他还给我推荐了不少乐理书籍,我现在的不少声乐老师也是他帮忙引荐的。”叶予说。
叶予的微信里有不少像迪迪一样的“网红”。“我觉得现在‘网红’在慢慢转型,‘锥子脸’不能代表所有的‘网红’,我现在关注的‘网红’恰恰是那些有本事、有才华的人。”叶予说。
浙江理工大学心理学系教师甘甜认为,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年轻人喜欢“网红”是从众心理和求异心理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心理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年轻人容易在相似朋友圈形成追逐“网红”的风潮。同时,“网红”与众不同的地方让人产生对标新立异行为的追逐感。
“‘网红’更容易引起共鸣,这在心理学上称作为‘共情’。‘网红’就像一个你身边的普通人,你觉得他很有意思很有特点,更接地气,更加容易被他吸引。”甘甜说。
在甘甜看来,无论喜欢“网红”还是明星,都是一个认知的契机。“认识自己,分析自己,寻找原因,好好思考喜欢‘网红’的理由,才能够更加地追‘网红’。”
陕西科技大学的高翊维表示自己平常很少登录微博,微博只用来关注热点球赛的他一听到“网红”,便皱起了眉头。“、浮夸、。”他这样评价“网红”们。
在他印象里,“网红”大多都是“有着尖到不行的锥子下巴、炫富的作风和对外貌的过度自信”。他还记得自己无意中看到的微博热门视频,一位“网红”对着手机屏幕哭着叫喊自己被人追打,他觉得无聊又难以理解。
高翊维认为,很多“网红”为了追求点击量和关注量做一些毫无意义并且价值观的哗众取宠引人眼球的事情,让人反感。
和高翊维观点相似,提到“网红”,沈哲的脑海里马上想到“整容脸”“博出位”和“炫富”等词。沈哲觉得,对于这些“网红”,连和质疑都是一种流量,所以一直“眼不见为净”。
甘甜表示,当大家看到“网红”形象大多数都是“整容脸”的形象时,大家自然而然就贴上这样的标签了。“标签化”的好处是可以帮助大家快速地了解这件事情,处理一些问题,但另外一方面它并不是那么客观、全面,反而有失偏颇。有些“网红”为了吸粉、保持粉丝量,会哗众取宠,传递很多负面的能量和信息,而当很多突出的负能量“网红”成为“刻板化”印象时,大部分人会对“网红”产生反感情绪。
南开大学文学院学系系主任陈鹏认为,“网红”没有标准的定义,他解释道:“我们一般习惯上会把借助互联网的平台,通过一些网络行为、网络活动、网络事件,使自己在知名度,关注度,粉丝量上有大量提升的这一群体称为‘网红’。”
“很多时候,‘网红’需要做一些出格的行为来成为一个‘爆款’,而这些行为或事件本身就容易引发争议。但如果不出格没有争议就很难引起关注。”陈鹏说,通过出格事件或者是一些打破底线的事件而获得很高粉丝量的行为,让人们很容易对“网红”带有很多负面看法。他也表示,这类具有争议性的“网红”通常昙花一现,是不可持续的。
“对‘网红’的评价不能一概而论。”一位高校教师认为,如果对“网红”这一群体进行评价,必须结合具体的“网红”,关注他们到底做什么。他提到,在日常教学的间隙,自己会有意识地和学生们分享一些正能量“网红”的事例。“其实‘网红’群体中不乏优秀的、正面的案例,比如华中科大原校长根叔的毕业典礼致辞,老院士坐高铁二等座看书等,都是值得、值得学生们学习的‘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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