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千上万的知识当中,在无法超越或自身的障碍而为数不多的、摆脱了的婚姻关系的妇女当中,我的,本属平常而又平常。我本应接受这个现实,在给我限定的社会地位上,了此一生。
偏偏我生来不甘,何况我自觉比那些的、不容我也有应有的一席之地的“正人君子”得多,也比那些靠裙带关系混饭吃的人高明得多。
我始终在为从各种力量的压抑下挣扎出来而苦斗不已。但是,在一种强大的力量面前,任何个人的力量都是渺小的。如果不是后来,使中国在形势上得到一个全面的突破和进展,无论是我,或是别的什么人,怎样拼搏也是无用的。这给了所有的人一个机会。
那时我已年近四十,心力、体力都不允许我再做片刻的迟疑,但是除了痛苦的人生经验,我几乎是赤手空拳。
大学毕业后二十几年单调的、不让人有思考的、等因奉此的小公务员生活,可以把任何人的想象力磨得溜光。唯有那怎样也不肯死去的对文学的爱好,给我一线希望。但是爱好并不等于“能够”。
“”中成长的一代人,以为他们是最不幸的,白白耽误了十年青春。然而我们这一代人,被耽误的,何止是十年?
第一篇小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我写得很苦,前前后后修改了五遍。《人民文学》,又被退了稿。我又将退稿投向《文学》。也是一位女编辑,诗人民的妻子付雅雯。却得到意外的关注,一字未动的发了头条。引起了社会的注意,并且在1978年获得了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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