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 梅
汪曾祺说，中国人对自然美有一种独特的。美，首先是人的的美，性格的美，人性美。文艺的作用只是潜在的，曲折的，一个作品写完，放在抽屉里，是作家个人的事，拿出来发表，则是一种社会现象。作家的责任之一是予读者以喜悦，让大家觉得活着是美，生活可欣赏，沉重的背负中增些诗意，这样他也会觉得自己应该活得更好一些，更优美一些。
鲁迅先生则说，画家可画花，水果，但不能画毛毛虫。这与现在文艺作品彰显正能量是一个道理。而当下“审丑作品”似乎很多，小说、诗歌等文体动不动就拿社会面说事，似乎只有丑陋的负面，才显示其如何爱惜这个世界，如何热爱难以实现的理想。因此，许多人的文字中着颓废、萎靡的负面情绪，让人读后陷入失望与迷茫，看不到，感受不到向上的力量。
就作家而言，如何在纷杂的世界其心，驱除，完成个人职责，取决于其生活态度以及世界观的审度与愿景。一篇文章，与作者写作时的心意、体力、思想汇聚，以及周遭生活的影响有极大关联。
是物物相牵，心心环眷，还是物物相克，杂忧，如影随形——而要豁然打开一扇窗，须像破壳的蛋，有时机的成熟，有孕育的，还应有足够的耐性。
所以，作文难，与相同。当然，如果无所，泛泛而过也就罢了，如想与美文有一番知遇，却须下苦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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